展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南方论坛

　　贺雪峰

　　如果不出预料，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部署一年的农村工作。2006年可望在新世纪连续第三年为三农问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年。三农问题是涉及九亿农民的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开局如何，重要的不在力度而在方向。经过2003年以来连续强有力的中央农村政策调整，目前的农村形势已大为好转，但决定农村状况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也很难)得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势依然严峻。

　　概括地说，当前三农问题主要是九亿农民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财、物向城市的转移和流动，市场化不仅制造了大量的消费欲望，而且替代了农民传统的获得福利的途径；另一方面，主要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村人口数量，却非短期可以转移进入城市，农民相对收入减少，经济社会地位边缘化，而支出压力增加。

　　2006年全国农村取消农业税，是十分重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而可以期待的越来越多的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由工商业反哺农业的资金，将成为改变农村内在发展困境，缓解当前三农难题的有力外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农村以外(城市化和市场上)，缓解三农问题的手段也在农村以外(依托城市和工商业税收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当前三农问题的这种内外在条件。仅仅从绝对生活水平上讲，当前农民或许处于中国历史上经济条件最好的时期，衣食住行皆如此。但当前的中国农民却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农民。原因有三:一是相对处境日劣，二是文化上的边缘化，三是传统合作的解体。在传媒发达、流动频繁的当代中国，农民不是以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以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自己的经济福利。正是因为相对经济收入较少，而迎合高收入群体的现代传媒将农民置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农民传统的观念被说成是愚昧落后的，不正确的。而传统合作的解体，使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风险骤然增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上问题并非当前存在的，也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随着进一步城市化和市场化，亦会进一步加深与严重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面，如何让九亿农民从整个

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而减少因城市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痛苦，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举措的根本落脚点。

　　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外部资源，投入到改善农民福利的事业中，其关键就是方向要对。要在保证当前农民“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减少农民的支出和支出压力，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降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风险，以此来部署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

　　当前农民所面对的支出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靠广告、时尚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压力。消费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以消费本身为目的，消费主义必然带来片面的拉动内需的思路。中央提出建设

节约型社会，即有经济学家撰文说节约型社会是指生产环节的节约，消费环节不能也不应该节约。不考虑消费节约对于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和环境压力方面的重大意义，仅仅从社会中大多数缺少消费能力的群体尤其是农民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与中国占大多数人口缺少消费能力的穷人经济学相适应的，而消费主义则是地地道道的富人经济学。在中国尚有9亿农民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阶段，在城市有大量下岗职工的情况下，提倡节约型社会，包括在消费环节的节约，应该是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功夫在农村以外的一个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在农村内部建立和谐的关系，改善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当前农村中，绝大多数农民不仅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而且体力劳动不重，闲暇时间很多。如何让农民的闲暇时间过得愉快，如何将当前农村严重过剩的劳动力组织到改变他们生产生活条件的事业中来，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可以通过组织各种以文化娱乐为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来推动农村大众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闲暇生活的质量，为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主体感受，并提高农村的社会资本。

　　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农民传统的合作能力日趋瓦解，这就使乡村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乡村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借作为行政组织的位置，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上的合作，尤其是为农民提供最为紧缺的公共品。

　　总之，展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方向，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为九亿中国农民寻找出路，起码要让九亿农民可以在短期内也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因此，仅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及方向，在于建设一种对农民有利的适应他们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的文化，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并因此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来主持、策划、安排与实施这些事业。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