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企业迁徙路线图

　　不久前结束的苏北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媒体发现，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自苏南，他们开列的项目清单中，化工、印染、金属电镀等污染较重的行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仅太仓市拟向苏北转移的19个项目中，污染隐患较大的项目就占了一半。

　　“受到环境容量、土地成本等因素限制，这些项目在苏南已无立足之地了。”苏南人士在洽谈会上坦言。

　　对此，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迪华指出，经济发达地区把污染严重的产业或企业转移到落后地区，称为污染转移。在中国，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纷纷转移到苏南；而近年来苏南经济发展了，环境门槛提高了，污染企业又相继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和皖南地区落脚。

　　污染转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标准，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水苗撰文介绍，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仅8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有35%危害生态。上世纪80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

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珠三角和

长三角地区。

　　污染迁徙在中国的三条路径

　　东部地区隰西部地区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声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1986年，中国东部和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和41%；到1995年，分别占64%和36%。10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却都向西“迁移”。1986年，东部和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各占一半，二氧化硫排放的相应值为48%和52%。到了1995年，东部、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演变为43%、57%，二氧化硫变为45%和55%。10年间，化学需氧量排放向西“迁移”了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向西“迁移”了3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说，近年，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高污染企业纷纷到安徽、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落户，造成当地环境污染。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就有很多从东部省份招来的污染企业。由于排污失控，已将投资8亿元修建的大房郢水库污染，水库供水被迫无限期推后。据新华社报道，成都海关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正在从沿海向四川转移……

　　发达地区隰欠发达地区

　　以广东省为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国梅说，当广州市和深圳市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两地一些工厂就向临近地区转移。近年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不断承接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项目，局部地区的生态恶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广东各大中城市，国家明令停业的15类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已逐渐绝迹，不少厂商却把它们搬到了偏远山区。

　　城市隰农村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曹东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全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实行了工业污染搬迁的做法。以北京为例，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承诺，2008年之前，污染企业将全部迁出五环路，落户到五环以外的农村。

　　“城市产业的每次升级，都伴随着农村工业的立即跃进。但如果搬迁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技术升级，那这种做法在减轻城市环境污染的同时，只能造成新的农村污染。”曹东说。

　　“温饱”还是“环保”

　　广东省清远市曾有这样一则招商标语：“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这个门槛也包括指环境准入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研究人员苏杨撰文指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生活需要、发展需要。这三个层次从低到高，有先有后，只能逐步解决，不好跨越。因此，西部一些地方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难免“饥不择食”。他认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恐怕还只轮得上干“更脏的活”。

　　而防止污染转移的对策，周国梅、曹东等学者引用国际间的惯常做法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可以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防止污染企业未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就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由财政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用于恢复生态环境和防治污染，将现由政府和居民共同承担的污染后果及治理成本，转化为污染企业的经济成本，从而提高环保门槛。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