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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种昂 苏州江村报道
灰色的瓦、白色的墙和一条条穿梭在村中的小河，开弦弓与其他的江南水乡看上去并无区别。但这个普通的小村落，它的别名——江村，虽然不为周围三里外的居民所知，但在现代农村发展史的坐标上，却堪称中国最受瞩目的焦点。
早在1923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到开弦弓宣传土丝改良。使开弦弓一度成为江南一带养蚕织丝技术最为先进的村庄。而真正让江村名声远扬的还是1936年费孝通所写的《江村经济》一书，从此只有360户人家的开弦弓村被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典范谈论和研究。
70年后，费孝通先生已逝。如今随着苏南模式的没落，江村原来规模较大的村办企业相继倒闭、改制，代之以众多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和家庭作坊。当初迎来众多村镇效仿的江村，诸多优势已不复存在。原本领先的蚕丝和纺织工业正面临衰落的现实——家庭作坊生产规模难以扩大，模仿成了整个江村手工业的主题。目前，整个村庄经济状况已被几个临近村庄所超越。
沈志荣的纺织厂
与70年前相比，江村最大的变化是，当初占农村收入最多的农业和副业如今总共只占7.4%，工业和第三产业占92.6%。不变的是，纺织工业仍是村中第一大支柱产业。截至2005年底，村里民营纺织企业有5家，涉及配套生产、销售共70余家。曾任村总支书记的沈志荣就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纺织大户。
沈志荣曾任村总支书记，他创立了荣丝达纺织有限公司，如今已从70多万元的投资发展到600多万元的规模，成为开弦弓村最大的纺织厂之一。
1980年沈志荣从部队复员回到了江村，成为了红卫丝织厂一名机器保全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乡镇企业著称的苏南模式兴起，开弦弓村也一度创办了三家纺织厂。由于当时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养蚕，村里纺织工业基础又好，工厂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周边地区堪称第一。全村560户人家在村办企业打工的就有500多人，几乎是每户一工。沈志荣回忆道，由于工厂是村委会创办，比当时的国有企业机制活、效益好，每家每户都托关系找到村委会要求进厂打工，这使得一个工厂就有200多人。工厂为村里解决就业的同时，也使得自身负担过重、产品成本增高。但由于乡镇企业机制比当时的国有企业更为灵活，丝织厂尚能维持。直到90年代初期，整个苏南模式受到了来自温州个体经济的挑战。
沈志荣依稀记得，从1995年起，江村周围出现了许多浙江人的身影，开弦弓丝织厂开始变得举步维艰。虽然这些浙江个体户规模小，但雇工少、效率高，丝制品要比开弦弓丝织厂便宜1/3。这直接使得本已积重难返的村办丝织厂产品大量滞销。
原本技术、规模领先的江村丝织业随着苏南模式一起衰落。
2002年，沈志荣卷土重来。虽然很多技工还是老面孔，但荣丝达公司是他创办的私营企业。仅仅三年的时间，工厂规模就翻了数倍，年产能力达到500万米。沈志荣指着一台台高速开动、发出轰鸣的织机告诉记者，2006年他将购买更先进的15台无梭织机。那时产量不仅能扩大，而且只需50名技工，是现在的一半。
现在最令沈志荣苦恼的还是把握不住市场行情，动辄就会出现巨额亏损。沈志荣坦言，如今纺织已是微利行业，加之竞争激烈，仅庙港镇就有50多家纺织厂，沈的丝织品一般每米只有0.2元的利润。通常只有适销的新丝织品才能卖个好价钱。但是，由于自己的工厂起步太晚，与周围村子很多纺织厂相比规模较小，沈志荣根本无力投入研发新品，目前基本都在仿制。而市场行情的多变，使得仿制也要付出代价——产品经常已处于淘汰期，一旦滞销亏损巨大。
沈志荣苦笑着称自己赚的就是一点点血汗钱，生产规模扩大反而可能会赔得更多。
吴菊仙的家庭作坊
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家庭作坊，每天可以有1000件羊毛衫产量。三天的产量就可供给全村人。当村委委员姚富坤带着记者来到吴菊仙家时，她正忙着清点、打包一捆捆白色羊毛衫。姚富坤指着这些羊毛衫告诉记者，在经过染色、烫熨、包装后，明天一早它们就会出现在位于嘉兴桐乡的全国最大羊毛衫批发市场的柜台上。
1996年吴菊仙以每台1320元的价格购买了7台丝织横机，自己干起了羊毛衫加工。一件羊毛衫的加工要经过七八个工序，需要多个手工作坊合作才能完成。姚富坤家即是吴菊仙的上一道工序——常年为吴菊仙进行“做片”(将丝线按照要求纺成几片)。而吴菊仙的手工作坊只是进行套口(缝合)。
吴菊仙回忆道，她的手工作坊并不比十年前村办企业的技术先进，但家庭作坊只要求能够维持生产即可。即使雇着7名帮工，吴菊仙每天仍然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她告诉记者，羊毛衫有淡季和旺季之分，一年除去夏季最多只能干7个月，所以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扩大产量。
手工作坊比当初乡镇企业的优势在于价格低廉。一件羊毛衫，全部成本只有16元。而吴菊仙的丈夫蒋月明每天一早以每件18元的价格卖到批发市场。如此算来，吴菊仙家每天就有2000元的收入。这在开弦弓村已是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但吴菊仙却说自己的作坊生产仍然处在“盲人摸象”的初级阶段。
吴菊仙回忆说，当初在村办企业打工时由于江村纺织基础好，厂子规模大，附近的村子都在模仿江村的工艺和款式。当乡镇企业倒闭、大量手工作坊兴起后，由于每家每户生产规模较小，根本无力去设计新的款式，所以江村家家户户都在模仿市场上的时髦样式。但吴菊仙和村里的同行一样无法预期一个款式的产品能畅销多久。在她的仓库里，目前已有两堆一人多高的羊毛衫。
当一种羊毛衫出现滞销后，吴菊仙都要立刻去桐乡寻找新的款式继续仿制。
江村的作用在消退？
作为江南的一个普通村落，江村被全世界关注了70年，研究了70年，谈论了70年。如今开弦弓村许多村民又在谈论——究竟是费孝通对于村里的贡献大，还是他的胞姐费达生？
引发这个话题的原因是，目前江村正面临当初领先的蚕丝业、纺织工业在逐渐衰退的现实。
担任了30多年村委委员、分管农业的姚福坤告诉记者，如今开弦弓村将西草田村合并后面积比原来扩大了50%，但耕地总量却比改革开放时减少了480亩。土地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养蚕、种桑。一位农户告诉记者，每张蚕种有2.34万条蚕，每张蚕种出茧70-80斤，去年的行情是卖500-600元，除去成本，两张蚕种只挣到800元。而两年前，一张蚕种的产出就可卖到1000元。由于养蚕种桑的利润已远远不及手工业，他担心，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会更加严重，20年后江村很难说还会再有人养蚕种桑。
纺织手工业作为江村第一大产业也每况愈下。曾几何时，费达生为开弦弓引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得临村工业争相前来效仿。但如今，在村办企业随同苏南模式倒闭后，江村都是像沈志荣、吴菊仙一样以模仿为主的小规模企业。而且，江村并不出产丝绸，只生产一种叫特丽纶的化纤织物。据说，办一个丝绸厂要几十个亿，技术要求较高。当地领导认为，开弦弓暂时没有这个实力。
一直以来，江村人对海内外各种学者、社团等机构前来考察已经司空见惯，村委会为此还特别制作了一般村子里没有的网站和幻灯片。姚富坤表示，将来还要修建博物馆来形象地展现江村的变迁。但更多的江村人认为，江村的当务之急是使村里工业全面升级，只有江村经济技术领先了才能继续拥有引以为豪的典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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