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山西：在光荣与艰难时代转身

　　本报记者 李明三

　　·编者按·

　　山西，一个绝对另类的矛盾综合体。

　　它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在国家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经济体系却十分脆弱；它在国内煤炭市场上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却对价格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一任经济增长随市场行情大起大落；它产生了数不清的可以一掷千金的煤炭富豪，却还有数十万矿工住在50年前修建的窝棚里；它每年给国家平价供应上亿吨煤炭，矿区里仍有人烧不起煤；它自身的水资源占有率全国倒数第一，却责无旁贷地肩负着给北京的供水任务；它远离东北却有着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样的经济结构，面临同样的困境；它紧接西部却被排斥在西部开发之外；它最后被归入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却与其它五省大相径庭；它很少是区域经济政策的核心受益者，却始终站在国家能源格局的中心位置。

　　带着这些纠缠不清的矛盾，山西在经历了十五期间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增长之后，开始了“十一五”开局的思考和探索。

　　本报从本期开始推出《山西煤政》大型系列报道，带你走进山西，一道领略这个充满快意和疯狂、徘徊和痛苦、迷惘和醒悟的探索历程，一起观察煤炭带给山西的煤政治、煤经济、煤社会课题。

　　山西报道

　　2006年1月13日，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进入第四天。517名人大代表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山西“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

　　“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山西“十一五”开端的重要口号。而代省长于幼军也将在两天后“转正”。山西的“十一五”，与于的任期站在了同一起点。

　　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山西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时期，十五期间的快速发展为这个大转折作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准备。”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奎同3000万山西人一样，对这个大转折充满了期待。作为山西省原计委主任，张奎见证了这个能源大省光荣与艰难的几十年。“希望新的思路，新的操作方式，可以带领山西走出一条新路。”

　　2005隐忧

　　新近的转折，始于2005年。

　　这一年山西经济的运行情况，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是——GDP完成4100亿元，增长12%；财政总收入747亿元，增长3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0元，增长12%。如果拿前三个季度的指标考察，山西财政收入增幅在全国名列第一，GDP增长名列第七，人均收入则从上一年的第22位前移到第19位。

　　令政策认为，山西经济这些年的快速增长，有结构调整的原因，但更主要得益于全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强力拉动。据他测算，山西近年来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中，有一半左右来自能源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的贡献。

　　这种增长势头到2004年达到最高位(GDP增长14.1%，前四年分别是7.8%、8.4%、11.7%、13.9%)，2005年开始回落到12%，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发展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董继斌预测，平稳回落期将会延续到2007年左右，2008年前后进入新一轮的短波周期。

　　如果回溯几年看，人们会惊讶于山西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和煤炭是如此联系紧密。

　　1999年煤炭价格的最低谷时，山西两大煤炭企业，同煤集团“人均工资两百三，共同奋斗渡难关”，西山煤电也仅能保证基本工资的发放。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山西连续两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跌到全国的倒数第一和第二位。

　　2001年，随着煤炭市场的复苏，山西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序中不断前移。这一轮经济增长给中国的富豪群体加入了一个新的群体——山西煤老板。他们买车置房，一掷万金，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一轮煤炭行情，给山西造就了多少个亿万富翁，谁也说不清。”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保说。

　　“但是，山西仍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小省、穷省。”令政策说，迅速致富的只是极少数人，媒体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山西3300万人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太行山、吕梁山、晋西北、边老山区的贫困状态还远没有解决。

　　能源产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内外能源、原材料市场的状况。作为具体操控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的发改委主任，令政策最担心的就是随市场波动而产生的经济大起大落。

　　令政策预计，2006年能源原材料市场需求较旺的局面和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将并存，市场价格的变动仍将直接影响山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

　　“我国能源结构将在十一五前期发生重大变化，缺煤、缺电问题可望大幅度缓解，全国能源供给将出现近年少有的供需基本平衡局面。”董继斌在最新出版的《2006：山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煤炭冷暖

　　煤炭之兴衰，不仅系山西经济之轻重，也关国家能源之大局。2005年山西经济增长的回落，即始于煤炭价格的回落。

　　煤炭价格在2004年涨到最高点，高位运行态势一直保持到2005年中期，然后开始小幅回落。对市场行情的变化，山西焦炭行业是最敏感也最痛苦的。2005年，该行业全线亏损。

　　“变化始于2004年5月，当时市场上出口配额许可证都炒到了220美元/吨。”而如今，地处吕梁山腹地的柳林县某焦煤公司，焦炭已经堆到总经理刘利民二楼办公室的窗口了。2005年9月，在天津港口积压的400多万吨焦煤中，吕梁就有300万吨。

　　刘利民只能寄希望于市场在明年出现转机。“幸好我们还有煤矿撑着，现在的策略就是以煤养焦，每吨煤赚200元，每吨焦炭亏150元。”但是山西省能源集团的张亮断言，很多小焦厂撑不过明年。

　　令政策则认为，目前的价格倒逼机制，能够有力地推动山西焦炭产业的结构调整。作为焦炭行业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张亮正致力于组建山西焦炭企业联盟，他的目标是通过企业联盟，控制四千万至五千万吨的产能。

　　日子同样不好过的还有温州的煤老板。来自温州平阳的王登贵(化名)，2005年在大同投了两个煤矿，花了2000多万元却至今没有出一吨煤。

　　王的温州老乡们投资的煤矿占了大同小煤窑的一半以上。业内传说资产有十几亿的煤老板李克伟，在2005年9月他投资的左云县店湾镇红窑沟煤矿发生矿难事故以后，就再也没露过面。

　　温州煤老板的困境来自山西省对煤炭行业的清理整顿。据省发改委向人大提交的报告，2005年，山西“查处和关闭非法违法开采矿点”4830处，小煤矿减少1188个，近2500个中小企业完成了采煤方法的改革。

　　在省委书记张宝顺看来，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改革带有全局性的开创性意义。2005年6月27日，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意见》，这也是于幼军履新山西后接手的头等大事。

　　“煤炭资源的市场化改革，将为山西建设新型能源基地提供制度基地和财力支持。”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留澜说，此前温州人以低价取得的采矿权和生产许可证，需要重新确认。

　　产权改革也许是山西从根本上治理官煤勾结、矿难频繁最强有力的手段。面对严厉的清理整顿，温州老板选择了撤离，他们开始把资金往黄河对岸的内蒙古转移，但更多人则眼睁睁看着先前的投资打了水漂。

　　能源双刃剑

　　“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清初学者顾祖禹300年前所说的这句话，放到今天，仍没有过时。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国家每年从山西平价调出大量煤炭、电力等产品，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

　　1979年，山西煤炭生产突破一亿吨大关，比重占全国的17%，到2005年突破5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调出量占四分之三，出口量占二分之一。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山西的特殊地位，其它任何一个省区都无法取代。

　　但是，煤炭对山西来说，又是一柄双刃剑。

　　据统计，能源基地建设的20年间，全省累计外运煤炭约40亿吨，外输电力1225亿度，仅煤炭价格与价值背离就使山西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

　　山西发改委和社科院共同主持的一份研究课题则显示，25年来，山西因产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达3700亿元。因为采煤，山西的破坏面积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水资源储量由建国初期的130多亿吨减少到现在97亿吨，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全国倒数第一。

　　山西还有两项全国第一：城市大气污染全国第一(在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排序中，山西的临汾、阳泉和大同分列前三名)；山西新生婴儿缺陷率全国第一。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了山西难以承受之重，东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前车之鉴更是时时提醒山西人。在面对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命题时，山西需要新思维、新政策。2005年8月14日，中部六省长沙会议，于幼军代表山西提出《关于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意见》，期待国务院早日批复实施。

　　以此为标志，山西在负重25年之后，再次叩响国家政策支持的大门。

　　“十一五”新政

　　在中部六省中，山西地处边缘，经济结构也完全不一样，在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对中部六省的经济综合

竞争力作过系统的分析，结果显示：从1978年到1995年，山西在六省中综合竞争力最强，总得分2分以上，排名第一；从1995年至2001年，山西总得分由正值变为负值，位次一路下滑，到2001年排名倒数第一。

　　对此，当地许多专家都归结为国家政策的不到位，老百姓则很形象地称为“四不沾”——沿海开放不沾边、西部开发不沾边、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没有列入、

中部崛起和山西也不搭界。

　　“山西在客观上是一个洼地，既是一个政策洼地，也是一个经济洼地。”令政策对记者说，而经济洼地很大程度上又是政策洼地导致的。

　　2005年，山西人终于看到了走出洼地的曙光。7月下旬，中央主要领导人视察山西，接下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

国家发改委、国家煤炭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课题组等相继来调研。令政策认为，这体现出山西煤炭在国家能源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国家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参与研究并设计的一些政策，如实行煤炭资源市场化和资产化改革、放开电煤价格，改革现行煤炭成本核算力法、建立资源与环境补偿机制等，目前均已形成文件，上报国务院。

　　那么，在中部六省中，国家给山西的特殊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我们2003年以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都能涵盖在里边。”令政策思考着说。他认为，国家关于煤炭能源的政策支持，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针对山西的产业和产能布局，国家可能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标准；其次在山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针对历史欠帐问题，国家要提出一些弥补性的措施；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等方面，也会提出一些支持性的办法。

　　令政策还强调，“山西现实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但是，我们自身更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城乡协调等方面下功夫。”

　　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组建山西焦炭企业联盟，以及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等重大政策，其研究推进工作正在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太原和大同已列入国家支持范围，阳泉、长治等城市正在积极争取中；享受西部开发政策，国务院已将晋西北和太行山地区列入国家西部政策范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具体办法。

　　山西的“十一五”新政，脉络已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