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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丘慧慧 雷中辉 北京、深圳报道
中国距离科技大国究竟有多远？
1月10日，在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期间，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表述是：在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可以比较的49个国家中，中国大约排在第28名左右，只能算“中下
水平”。
“要达到现有创新型国家的水平，或者说位次再前移七八位，这样难不难？我觉得也难。但是15年的时间，我相信完全可以做到。”徐冠华在央视《决策者说》节目中表示。
此时，全国科技大会的核心议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在讨论阶段。与会人士透露，1月9日到11日，三天的会议是按照胡锦涛的讲话精神进行的：“分析形势，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明确任务，部署实施《纲要》。”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各方意见会后都统一收回大会组委会，《纲要》最后由国务院正式发布。
据该人士说，可以明确的是，《纲要》在确定2020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传达得最鲜明的思想是，今后要把科技政策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政策。”
大国梦的危机感
1949年以来，我国共编制了七次科技发展规划，此次《纲要》是第八个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从2006年到20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明确加强自主创新是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
科技部一位人士说，《纲要》汇集了全国科技界、经济界、企业界2000多名专家、学者，历经一年编写而成，所透露的“危机感要强于以前任何一次规划”。
一份去年年中由《纲要》编写成员完成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中，对中国未来科技规划也表达了沉重的忧思。
《报告》在提出建议之前，对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境遇作了不容乐观的总体判断：美国政府将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相联系，认为科学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英国政府近期启动了未来10年科技发展规划，“主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确保科学基础是强大而且优异的”。全球99%的发明专利实际上掌握在世界前20位创新型的国家手中，近年来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尽管几乎所有的全球性高新技术公司都在中国布点，但中国不在此列。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非唯一的担忧，《报告》指出，近邻韩国政府提出2005年韩国科技地位世界排名达到第12位，“超过其他所有亚洲国家”；“印度在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1998年以来，印度政府“全方位采取措施为信息产业提供政策支持”，与中国引进型的产业结构相比，印度本土信息产业保持40%以上的年增长率，软件业增长率更是接近50%。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R&D(研究开发)投入占GDP比重为1.32%，距离作为“创新型国家”2%的标杆仍有相当距离，与日本、美国的3%和以色列的4.7%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0%
众专家、学者在分析了诸种不利因素后，提出了“与一个大国地位相适应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远景目标——“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世界重要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由此测算，2000年至2020年我国研究开发投入累计将要超过9万亿元，到2010年，R&D投入必须达到GDP的2%、对外技术依存度要从目前的60%降低到35%(目前国际创新型国家均在30%以下)。
前述参会人士称，《纲要》对2006-2020年规划的远景目标设定，基本上是以《报告》为蓝本，在大会上引发了积极的讨论。
显然，这样的目标对未来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挑战。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从现在的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15年必须保持超过7%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国必须保持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不曾有过。
专家们在经过测算后在指出，“未来20年，如果没有基于科技进步的投资效率大幅度提升，即使我国继续保持40%左右的投资率，也不可能实现GDP再翻两番的目标，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
徐冠华在科技大会期间的公开谈话中也指出了这种挑战，要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40年GDP增长率都超过7%，“如果保持目前的科技进步贡献率39%左右的水平，就意味着投资率要达到52%的高水平。”
他分析说，投资率达到40%已经是上限，“这就意味着，科技进步贡献率必须提高到60%，才能够实现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
政策药方
60%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如何实现？科技体制和政策成为着力点。
专家们认为，我国过去在产业发展中重技术引进而轻消化吸收的倾向，客观上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并且，在政策导向上，国家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之间缺乏有机的衔接——这是导致中国科技竞争力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理顺科技政策与各项经济政策的关系成为《纲要》的主导思想。据科技部人士透露，从去年以来，由各部委共同组建了一个“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分析与研究”课题组，针对现行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科技五大类政策，以课题以五大分类报告的形式提出相关的意见，共梳理了共计289项与自主创新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政策，清理出31项“问题政策”，其中财政3项、税收10项、金融5项、产业8项、科技5项。
课题组指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统一”的问题是困扰本土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内外资分两套制度，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不一致，外资企业平均负担率为11%，内资企业平均负担率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课题组严厉指出：这“在国外极为罕见，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另外，课题组指出，1994年公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有关“为了换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的规定也需要修正。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随着国际竞争程度的加剧，越发显得不合适宜。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严格限制高技术对中国的出口，关键技术无法从国外引进，所以产业政策设计的目标导向亟须调整。
科技部人士指出，随着《纲要》的公布和实施，这些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另外，关于修订《国家科学促进法》、《政府采购法》等法规，出台《反垄断法》等议题业已摆上日程。
而根本之策，专家们在《报告》中就指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需要从推进科研院所改革的局部突破，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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