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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徐益平
“长三角经济容量是否接近极限”的疑问其实与“产业空心化”的说法桴鼓相应。
该说法在2005年一度盛行。在长三角经济2005年集体出现疲态时，大量包括民资和外资在内的产业资本有从该区域撤离的迹象。当年，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民
资外溢大省”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
政府不能强行堵截
产业资本外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资本对要素资源敏感。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长三角土地和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的优势正在趋弱，相应的，综合商务成本趋于上升，这将继续迫使深感发展空间之限的企业做出区位调整，并影响到外来投资者的空间决策。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势似乎已初步形成，“长三角经济容量接近极限”的质疑由此而生。对于政府而言，由于企业外迁是一种正常企业决策和资源合理配置行为，过分干涉甚至强行堵截反会影响其投资效率。因此，从宏观面着手破解经济容量的极限度，才是其最现实的路径选择。
国际经验看还有增扩空间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长三角经济总量虽已占全国20%以上，但其潜力依然不可限量，依然有相当大的增扩空间。据了解，中国的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国际发达国家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等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等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的份额仅38%。更何况，长三角拥有珠三角、环渤海尚不具备的良好的城市群内在结构，理应在财富积累贡献度上走在三大经济圈前列。
首位城市还有聚财潜力
从首位城市看，长三角也有增扩经济容量的潜力。在中国城市群中，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度目前普遍偏低———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首尔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具体原因是：中国城市群首位城市规模偏小，集聚财富能力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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