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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和长三角:双子星座骄傲背后忧喜交杂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0日 07:37 东方早报

  遍阅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中国三大经济圈在2005年的发展路径,人们有足够理由对“十一五”期间甚至更长远一段时间内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走向以及中国整体经济生态浮想联翩。

  作为最具经济活力的两大经济区域,珠三角和长三角素来以“双子星座”姿态联袂傲视中国经济地理版图。但时至2005年,在这种骄傲表情背后,忧喜交杂。相形之下,环渤海
区域则不断增加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权重。“南高北低”一向是地处东部沿海的三大经济圈在发展态势上的关键词,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双引擎”带动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刚刚过去的2005年却强烈预示着,随着先行者在碰撞和沉淀中把准前行路向,以及环渤海喷薄出无以伦比的后发张力,中国区域经济在协调发展的道路上步履愈加坚定和稳健。

  “得失”珠三角

  对珠三角来说,在这一年,可谓得失相错。由于经济指标增速下滑以及广东“工业第一大省”名号遭遇挑战,让它的忧虑和压力一度陡增,但终因经济普查后数据的修正得以消弭。而其最“抱憾”之事,莫过于意外“失手”中央级区域规划。

  2005年12月20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了调整后的2004年该省GDP数据。新数据披露,2004年广东的生产总值为18864.62亿元,比原来的16039.46亿元增加2825.16亿元,增量全国第一。

  数据甫一出炉,广东乃至整个珠三角悄悄舒了口气。“根据普查核算的GDP数据,更加客观真实反映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进一步验证了广东‘排头兵’的地位。”该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说,调整后广东2004年GDP相比“老二”山东的优势,将由550亿元拉大到3800亿元以上。

  卜新民“刻意”提及山东,是由于在2005年,珠三角遭遇了包括山东在内的“经济追兵”的“围追堵截”。正是这些追兵的涌现,曾让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直言“形势严峻”。

  时间往上回溯,当去年上半年各省经济清单公布之后,广东深陷于微妙的压力之中。虽然就GDP而言,广东仍以8902.4亿元高居全国第一,山东和江苏紧随其后,但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方面,山东却首度超过广东位列第一,“从全年看,山东成为第一工业大省问题不大”,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彼时预言。有说法甚至认为,相对于工业产值让位的“2005年”,广东其他关键位置的让出,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而随着广东调整后数据的公布,上述预言被现实击退———广东不仅无“第一经济大省”名号旁落之虞,且进一步凸显出巨大优势。按照调整后的新基数,广东2005年GDP将第一个跨越2万亿元,有望达到2.15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可以预计2006年仍会保持平稳上升态势,不会出现往下走的拐点”。在工业产值方面,卜新民说,近期统计数据仍显示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广东多300多亿元,但后者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远高于山东,从而使广东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总额高过山东。

  适时出现的新数据让广东经济被追兵赶超的压力顿释,但就整个珠三角而言,在2005年仍存有“缺憾”,首当其冲的是未被列入中央级区域规划。称之为“缺憾”,是因为若单从政府层面看,珠三角地区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上恐怕是三大经济圈中举动最为频繁的,由广东倡导的“9+2”泛珠三角模式的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被列入国家规划即可获得来自宏观决策层面“政策红利”,出局意味着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赛中,未鸣枪珠三角便已处于“劣势”。

  去年9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该消息后来在去年10月初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得到证实。

  事实上,早在2004年,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就已率先启动,珠三角彼时即宣告“落选”。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猜测,珠三角落选是因为目前对“珠三角”概念尚存争议,一种是狭义理解———单指广东省;另一是广义理解———“粤港澳”或泛珠三角,但“泛珠”包括东、中、西部9个省区和港澳,情况较为复杂多样,基础工作还不扎实,而且两种表达方式都势必会涉及“一国两制”问题。

  国家宏观政策机构对“珠三角”的理解属于前一种。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给出官方解释:国家今后考虑的区域规划重点是跨省之间的合作,珠三角仅限于广东沿海地区,不涉及跨省区问题,“珠三角的规划应该由广东省来做”。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意外”对珠三角并不全是利空———肖金成同时认为,中央放手珠三角,也有“放权”之意,而珠三角内为配合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业已早一步展开。专家对此表示认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规划反而会束缚企业发展空间。

  “务实”长三角

  与珠三角类似,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领头雁”的长三角地区也遭遇了近十年来首次整体经济增速回调。对应于经济增长的理性回归,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踏出了切实却又铿锵的足音,两省一市的合作与交流日趋深化。

  相比于前两年的一体化浪潮以及“泛珠”合作的风生水起,被认为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长三角在迈进2005年之后,似乎迈入了合作减速期。主要表现是,与前两年沪苏浙三地政府部门高调达成诸多合作机制相比,当年未见大的举动;其次,曾被长三角之外的江苏淮安、浙江金华等10个城市寄予很大期望的“扩容”问题,最终在10月底于江苏南通召开的“2005年长三角16城市峰会”上得到答案:近期“不考虑扩容,待机再议”。

  “这说明,长三角的一体化正进入务实和落实阶段。”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主任陈荣堂认为,2005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收官之作是该观点的生动注脚。

  在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看来,2005年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呈现出务实之风“其实是一种挺正常的发展态势”。陈是浙江省政府“长三角”一体化重点课题的执笔者,据他分析,前两年出现长三角热潮,是因为从1999年到2003年,长三角正处于经济发展高潮阶段,各界因此普遍乐见其在一体化方面屡出大张旗鼓的举动。

  “长三角在经历长时间的经济上升期后,客观上需要一个时期和平台进行盘整,进入理性发展阶段。”陈建军认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调整?从目前看,长三角决策层在经济转型策略上不约而同选择了与资源紧缺和环境约束“倒逼机制”相吻合的两种路径,一是自主创新,二是发展服务业。前者意在增加制造业利润空间,后者则既可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又可成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资源要素禀赋低下的浙江最为典型。去年8月,该省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了在服务业上的发展目标:力争“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45%左右,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居全国前列。

  与此同时,一个由省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计划在浙江轰轰烈烈铺开,其锐意力挺的抓手之一是技术创新。据该省经贸委介绍,浙江在8月份两度强势出手,先是下发当年第一批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共974项,总投资为1245.4亿元,“如此高强度的技改投资是近年来少有的”;后是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该省的特色产业。到了11月份,九大行业的430多个项目被打入“落后制造”的“黑名单”,“先进”成为制造业更新换代方向,“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取而代之引领浙江经济。

  “随着结构调整问题的解决,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的优势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乐观预言。

  “奋起”环渤海

  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第三极”轮廓渐清。一方面,“京津冀都市圈”进入中央级区域规划,同时位于天津的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发展布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相关指标飞速上升,山东甚至与广东在“工业第一大省”之争上互见高下。

  与南中国两大经济圈景气波动不同,环渤海区域在2005年可以用“甜蜜”形容,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的“第三极”已然强势崛起。

  在经济层面,除山东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向“第一经济大省”冲刺外,渤海区域的天津、辽宁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明星省市。2005年上半年,津辽分别以14.5%、12.8%的GDP增速紧随山东之后,排名第4和第6位,其中辽宁创出了10年来同期增长最好水平。

  虽然北方经济增幅的强劲与“能源荒”背景下的能源和资源价格上升有关,并被有些学者认为“价格变化形成的增长不可持续”,但这似乎无碍于人们对其美好未来的期待,原因在于国家宏观政策对于环渤海区域的偏爱。

  政策的特殊关照之一,是环渤海的心脏区域———“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一道进入中央级区域规划,成为政策层面的新“双子星座”。之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天津的滨海新区纳入了国家总体战略发展布局。

  “盛装”亮相的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区与海滨之间,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包括天津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三个功能区,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和东丽、津南的部分区域。其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均相当良好,被期为“中国北方的制造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物流中心”。

  中央规划滨海新区的用意,在于以其为引擎和辐射源,振兴环渤海乃至北方地区的经济,改变中国经济“南快北慢”的局面。去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天津代表团发表讲话时指出,滨海新区开发,不仅关系到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到位,滨海新区将一跃成为“北方的浦东”,更加增添了人们对其前景的遐想———因为在长三角的经济腾飞史上,上海浦东开发居功至伟。

  话题:“区域经济重心”会否北移?

  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在东部沿海“三足鼎立”之势的形成,“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是否将重构”成为2005年在学者中激烈争辩的话题。这一争辩的“潜台词”是,中国“区域经济重心”是否会迁移?更具体一些说,是否会北移至后发区域———环渤海经济圈?

  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是“迁移说”的力挺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主要依据是,外资投资重心由南向北移在去年上半年比较明显。而在我国,外资的流动决定了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长三角与珠三角眼下遭遇的要素瓶颈则是部分学者支持“迁移说”的另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室主任魏后凯认为,现在该两大经济圈的模式比较成型,但土地和人力资本优势已不复存在,而环渤海区域正好拥有这两个要素优势,投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个长期必然。

  但更多的学者持反对意见。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省市的增幅回落是暂时的,不能因此得出优势即将消失的结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比较经济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层面,北方无论是改革深化程度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南方低;二是技术层面,北方也远远达不到南方的水平,“只要这两个三角洲完成结构调整,发展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北移说法的价值目前恐怕只停留于新闻炒作的层面。”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对记者笑言。他认为,“北移”的观点缺乏足够的实证资料支撑。

  中国经济有如一架多引擎的飞机,但长期来全力开动的仅其中寥寥数个。已全速启动的引擎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在两者带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26年的跨越式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颠覆了西方学者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高速增长提出的“22年极限论”。但这远非这个和平崛起的东方古国的目标———它的远景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GDP总量再翻两番,实现由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蜕变,人均GDP水平超过3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还要再保持15年的高速奔跑。

  而区域经济一贯的非均衡发展,恰恰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一旦没有发挥充足作用的引擎如环渤海开动起来,其力量不容小觑;同时,“主力军团”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前行中不断有效化解面临的新问题,将释放出更具后劲的推力和生机,其所承载的对全国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必将愈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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