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市场：8000亿地下金融待阳光监管

　　撰文/赵杰

　　目前，国内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大约在6000亿元至7000亿元之间。中国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8.07%。

　　2005年12月29日，一本名为《中国地下金融调查》的图书将在北京首发，一直神秘的 中国地下金融现象正逐渐揭开面纱。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定量”的研究“地下金融”问题。书中的主要调研结果来自于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课题组。去年初，他们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地下金融规模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调查。据课题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李建军介绍，这个专项调查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的，“调查员”由数百名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这些调查员全部都是学金融的，而且以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名义，在自己家乡进行调查，效果很好。”

　　调查背后

　　《中国地下金融调查》共分为民间金融经纪人、地缘、亲缘支撑的信用体系、标会的大起大落、“三农”问题中的金融困惑、民营企业家与民营金融家、玩金融游戏的实业家、证券与期货市场的私募基金、地下博彩与赌博融资、边贸地区的地下汇兑及中国非正规金融调查与总体判断等十大章。

　　调查员们组成76个独立调查小组，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和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此前，这本书的部分调查结果曾见诸报端。去年7月，李建军公布了关于私募基金的专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目前国内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大约在6000亿元至7000亿元之间。最新的一个结果是，目前中国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已达28.07，也就相当于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8.07%。如果考虑到这个指数只是20个被调查省份的平均值，全国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区间应该为26.73至29.47。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在中国，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

　　李建军表示，地下金融机构大部分是银行性质的中介机构，业务量主要是存款和贷款，其中贷款规模更能反映其业务规模的大小。地下金融规模指数是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编制的，依据的调查题目是“非正规金融规模占当地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规模的比例”。

　　“从20个省、区、市指数排序看，排在第一位的是黑龙江省，指数达到53.4，最低的贵州省，指数只有4.7。指数在30以上的省份除黑龙江外，还有辽宁、福建和陕西。东北地区是我国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地区。地下金融指数较高，也反映了居民对地下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福建是我国民间金融发达的省份。陕西是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西安、宝鸡等城市金融基础比较好，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不少，反映了地下金融有一定的规模。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在20-30之间的省份有浙江、山东、内蒙古、广东和河南，这几个省区民营经济发达，地下经济也有一定的规模。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在10-20之间的省份有四川、江苏、湖北、云南、天津和安徽，在10以下的省份有河北、山西、广西和贵州。”李建军说。

　　地下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影响指数测算的结果是，全国19个省份的平均值为-38.36。从各省情况看，影响程度最大的是黑龙江省，指数达到-60.5，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出现异常的频率比较高。福建省排在第二位，指数位-47.28。由于福建省民间金融比较发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影响是比较大的。指数在-25以下的省份还有河北、陕西、浙江、河南、广东、内蒙古、天津、辽宁、安徽、湖北、云南、广西、山东、四川和江苏；指数在-25之上的省份有山西和贵州两省，地下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影响很小。

　　从各省的指数比较看，指数为正值的省份只有7个，负值省份却有12个；从指数绝对数值比较，负值最大的省份为辽宁省，达到-29.3，正值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为20.3。“这说明地下金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正面影响较大的几个省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间金融机构较多，民营中小企业依靠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讲，浙江的地下金融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内蒙古和贵州的地下金融规模很小，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站在微观主体的角度看，这些非正规金融活动对经济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地下金融暴露了什么？

　　李建军呼吁将东南沿海城镇中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予以合法化。“地下金融活动对正规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了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在利益驱动下，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机构，其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不少‘会头’携款潜逃的事件给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地下金融贷款利率高，对借款人有比较大的压力，很容易形成不良贷款，为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地下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东南沿海城镇中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信用基础，运作良好，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它们如果能够合法化，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完善是非常有意义的。”

　　李建军说，地下金融活动的典型形式是间接金融，以合会等民间借贷为主，非金融企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属于此类；而直接金融活动主要是企业、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通过非法募集股份、发行债券和彩票、私募基金等进行融资。

　　李建军表示，地下金融的调研目的是通过对国内地下金融的规模和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测估，力争客观反映地下金融的现状及其问题，并对决策部门提出相关建议。据悉，有关调研结果将上报给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一个细节是，在此次图书发布会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部门的合作者也将出席。

　　花旗银行今年1月份的报告说，2004年5月到10月，中国国内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这些“体外循环”的钱形成了中国的“地下金融”现象，加剧了经济“过热”，并威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

　　专家认为，中国长期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包括

汇率、利率管制和政府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偏向等因素，是导致地下金融膨胀的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充沛的民间资金供给也成为地下金融发展的“催化剂”。

　　全国政协委员王鹤龄认为，产生地下融资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缺乏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特别是为城乡个体农、工、商、贸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严重缺乏。银行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利率低50%—100%，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居民存款及民间资本流入地下金融，追逐更高的资金价值。他建议，只有逐步放开利率管制，通过利率浮动政策的杠杆，调节资金的供求平衡。这样地下融资的空间将逐步缩小，走向消亡。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易宪容博士表示，大量的资金流向非正式的资金市场,这说明国内的正式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了，在正式的金融体系内没有一种资金供求畅通的渠道。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走出计划思维模式，走出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还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与干预太多。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问题并不是国内资金短缺，也不是企业资金需要过大，而是没有合适的渠道与合适的收益率把资金供求关系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