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龙

　　本报编辑部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岁末年初，百余名韩国农民争相跳入维多利亚湾冰冷的海水，这悲情的一幕，恰如其分地注释着狄更斯的名句，如同那些以争吵为职业的打着领带的家伙们，终究还是坐 在了世贸会议的谈判桌前，煞有介事地谈着点什么。

　　总有失落的人，因为总有失去的人。

　　全球化作为我们繁荣时代无可抗拒的潮流，远未能走向成熟，甚至度过

青春期的懵懂。一个日长夜大貌似强大的躯体，加上一个朝三暮四无所适从的头脑，这就是我们今天赖仰鼻息的全球贸易、全球体系。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追本溯源，纵观全球化500年的历程，对于一切稀缺资源，包括金银、土地、奴隶、市场、就业机会，每逢其经济价值得以彰显，各种形式的弱肉强食就会闻风而至，并不择手段。看到了这一点，你就不会认为全球磋商机制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德雷克用‘金鹿号’船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与起源。”种种所谓正义、正当的表象下，价值观的沦丧和被歪曲源远流长、尾大不掉。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惯于故弄玄虚的亨廷顿，亦不能不承认，民族国家的行为除了“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也“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

　　植根于国际秩序失衡的全球化，不会产生公平的结果，尽管产生这一结果的方式，已经从真刀真枪转而走向纸上谈兵。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评委会主席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他说的对，学者能做的，也只能是“启迪”而已。

　　改变博弈结果的不是这个“困境”或者那个“模式”，改变博弈结果归根结底要靠实力的变更。

　　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亦曾指出，多边贸易协议成果中的重大变革必须得到制度性改革的支持。必须提高透明度和开放程度，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有更多人参与的谈判进程，从而终结小团体之间的秘密谈判。

　　但世界的实情却是，在发达国家不由分说的垂帘听政下，世贸组织的权威正在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步伐，全球贸易的既得利益者非但没有作出合理的调整，反而愈加以保守主义的态度逆潮流而动，其名目繁多朝令夕改的单边行为愈演愈烈。

　　奥曼和谢林的折桂被解释为“对目前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这在中国人古老的智慧中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2005年博弈论得以彰显的社会和时代特征，莫过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向舞台中央，他们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日益扩大的份额，不断挑战着失衡的均衡。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不断呈现下降趋势，其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2.1%下降到2004年的9.0%，下降了3.1个百分点；进口贸易由2000年的19.0%下降为2004年的16.3%，下降了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这两个比重均分别提高了2.6个百分点。来自中国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顺差将超过630亿美元，而美方估计的数字则是，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将由2004年的1620亿美元进一步上升为2000亿美元。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与中国不断感受持续增强的国际压力正相吻合，如前所述，这在失衡的国际秩序下反倒显得颇合“情理”。“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们所描摹的情境足可大而化之。

　　“主动约束自己的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谢林的这一结论在过去的一年中多少还是有着一些现实中的演绎，譬如说中美、中欧数次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主动约束自己的随意性”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天然的宿命。不过这仍然不是什么理论的胜利，理性经济人特质不断强化中的主权国家背后日益紧密的巨大利益，才是诺奖不至蒙羞的力量所在。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的另一项显著变化亦在蓄势待发中，长期受惠于出口拉动型增长的中国，正在努力经历内部政策的重新调整。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

　　这正合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之题中要义。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不同于英国、德国、日本这些曾经迅速崛起的国家（其实也包括当时人口稀少的美国），作为天然的大国，中国可以也应该更多地借助内部资源，在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以我为主的复兴。

　　正视这个世界的残酷以及我们发展中的不足，才能持续提升参与博弈的力量。的确，日前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的消息令人振奋，经过修正，我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6.8％，GDP总量超越意大利，而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但在此外，我们更应该看到我国人均GDP排名仍然位列世界100名之后，单位GDP产出的消耗也仍然太高。更有甚者，全球分工下的中国，每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飞机。

　　除了森严的贸易壁垒，由实力对比而来的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显失公允。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咖啡出口收入大约为120亿美元，但2003年穷国出口更多的咖啡收入却仅为55亿美元，还不到过去的一半。与之相伴，世界上最大的六家咖啡烘焙商的利润却在剧增。“对应每一美元出产于坦桑尼亚而销售于美国咖啡屋的咖啡，咖啡种植者得到的还不到一美分”。

　　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历史远久于博弈论流传亦远广于博弈论的重商主义需要经受恰当的批评。从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看来，对外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收入规模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而其实，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很难分清究竟是蒸汽机，还是海外贸易，使得西欧迅速走向了世界的中心，或者说，这两者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因为即便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印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但随后的历史却演变为，因为无与伦比的瓷器出口而累计来的白银帝国———中国却长久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

　　历史的力量在于鉴知未来。现在，用不了两天时间，2005年就将与之前所有的年份一样，归于历史一去不返的长河。新年的钟声正在临近，悠扬的音乐正在响起，我们不断收到精美的礼物，不断收到诚挚的祝福，空气都在变得温情，冰雪也透出诗情。也许，我们应该暂时忘掉不愉快，暂时忘掉不如意，我们也确实觉得2005年的年景还不错，全球经济增长达到了5%，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

　　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写出上面的文字？因为我们相信，亲爱的读者与我们一样，赞同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信条———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容忍真实与谬误的模糊；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