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民间信贷公司下海试水 票号再现山西

　　61岁的平遥农民裴崇俭在接过一笔数额仅为5000元人民币的贷款时，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可能会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不平凡的一笔。

　　27日，随着“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省平遥县揭牌，中国民间资本从“黑暗”走向“阳光”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中国首次批准民间信贷公司下海试水。

　　“作为试点公司，一定会遇到风险和困难，我们会向聪明的祖先学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谋求更好的发展。”“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雷锦奎说。

　　180多年前，雷锦奎的先祖雷履泰和另一位平遥人毛鸿翙一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银行——“日升昌”票号，把银钱汇兑和存贷信用首次带入中国人的生活。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先后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近一半，业务覆盖中国上百个重镇商埠和俄罗斯、蒙古、日本、朝鲜等地，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网络，使深居内地的平遥及邻县一度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180多年后，这个中国昔日的民间金融中心，再度引起业内外人士的关注。2005年，央行明确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平遥被确定为试点县之一。

　　平遥为何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平遥县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温启华认为，平遥晋商票号历史悠久，现实的平遥藏富于民，拥有大量富余的民间资本，加上农村经济活跃，有庞大的农村信贷需求，使决策者最终选择了平遥。

　　权威人士介绍，在“只贷不存”的大原则下，小额信贷组织试点的性质是民间的，可采用自有资金等途径组织民间信贷公司，必须做到产权明晰。政府只负责引导、推动、制定游戏规则，成熟的小额信贷组织可以先到工商局领取证照，达到一定规模时，再申领金融许可证。而对于组织的称谓，并没有作出明确限制。

　　温启华说，平遥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规模不算大，“日升隆”1700万元人民币，“晋源泰”1600万元人民币，都是由发起人的自有资金构成。在放款对象和运作上，用于当地农村经济的比例不能低于70%，每户的贷款总额累计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实行市场化利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

　　在两家民间信贷公司的股东中，绝大多数是近年来快速致富的煤焦老板。由于在国内较早推行股份制和资产重组等先进经营方式，平遥县出现的一批“煤焦大王”一直受到经济专家关注。在第三产业拉动下，平遥县人均收入比前十年增长了数倍，突破3000元人民币。

　　拥有上亿元资产的“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起人韩士恭说：“信贷公司风险虽然大，但不用像工业企业那样涉及场地、土地、环保等问题，只要流动资金多、有信用，就可以做大。”

　　

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郭保民说，商业化小额贷款公司，一定要体现商业化和盈利性，不是政府和监管部门说了算，也不是哪个股东说了算，一定要做到市场和股东大会说了算。

　　平遥县县长王建忠说，由于从正规渠道得不到资金支持，过去平遥县不少从事农村商贸流通的人选择了地下金融交易，当地地下金融活动一度比较活跃。

　　据介绍，平遥县目前有工、农、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发行、信用联社、

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全县金融机构2005年11月底存款余额近30亿元人民币，同期各项贷款为13.7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的存贷比均不足50%，特别是农村地区得不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服务。

　　一项由中国专家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表明，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平均达到了28.07%。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在中国，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

　　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认为，中国长期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包括

汇率、利率管制和政府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偏向等因素，是导致地下金融膨胀的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充沛的民间资金供给也成为地下金融发展的“催化剂”。

　　李建军说，中国政府必须严厉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金融组织，但是扶正管理具有积极效应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投资品供给的任务也显得十分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