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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铁西 四平铁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4日 16:41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刘溜/文

  与沈阳、鞍山一样,四平也是被穿城而过的铁路分为铁东区与铁西区,不过,工业区并非是我们所以为的铁西区,而是铁东区。

  铁路线从四平东北角直切至西南角,一路穿过白色的积雪,八条黑色的铁轨时而并
行,时而交叉又分离。东边有两条铁路支线呈树枝状不断分叉伸入铁东区的各个厂区。铁西区则为政府机构所在地,除了零星的几家棉纺厂外,别无企业。

  四平市有八大厂之称,联合化工厂、东风联合收割机厂、棉纺厂、线路器材厂、鼓风机厂等八家国企,大都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厂子,其余的中小国企有数百家。1990年代中期后纷纷衰落,有闭门停产的,有减员继以维持的。

  按四平市政府的计划,借中央重振东北老工业区的方针所给予的政策优惠,2005年内须完成对所有国企的改制,因此04年、05年两年间国企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或是卖给个人,或是内部职工股份制,或是转让给其他企业,殊途而同归于改变产权、国退民进。到目前为止,市区207家国企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十数家企业尚未完成改制。

  可以预料的是,到2008,无论是四平铁东区还是铁西区,将找不到国企的影子。

  数十年来计划经济的理想与辉煌早已走到了终点,无可挽回的覆巢之下,数十万的工人,曾经的主人,不得不另谋生路与出路。这场转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并不遥远的2008,对于他们,是否还有从头重来的可能?

  下岗,温暖不再

  她有一个好名字,叫做温暖,1967年生人。然而“名字好,命不好”,她每天立于零下十数度的寒风中,戴两层口罩,口罩之下是长满冻疮的脸。她的旁边是一个摆放着各种炒花生、瓜子的摊位。她的身后是棉纺厂的四栋水泥色的家属楼,楼后面是一大片瓦房,住的也是棉纺厂的职工及家属。

  这条路往西转个弯,几百米外,路边的灰墙下,一个孤单的自行车修理摊,摊边那个戴遮耳帽、厚眼镜的人是温暖的丈夫。

  这条不到百米的小路,两侧挤满了一二十个摊位,有卖水果的,有卖卤菜的,有修鞋的,有卖鸡蛋的,摆摊的多半是棉纺厂的下岗职工。这条路位于四平市铁西区的西南角,东北方向200米远,是棉纺厂的大门。棉纺厂建于1958年,在重工业云集的东北号称“东北一枝花”,于今年改制,由内部的管理层参股重组,4000多名职工中回聘1000余人。

  棉纺织厂的后面是它曾经的分厂、现独立为私企的奥瑞纺织厂,这里是温暖工作了8年的地方。她高中毕业,1988年进厂,当时的棉纺厂正值极盛期,资产一亿七八千万,工人4000多,当时有“十年不用干活也有饭吃”的口号。时年21岁的温暖满怀热情,“递过入党申请书,一心在单位好好干,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不可少的小零件”,她做过拼件工、库房保管员、记录员。

  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棉纺厂风光不再,亏损达1个亿,外欠8000万。1996年,其分厂停产,没有一分生活费。分厂随即卖与个人,改称奥瑞纺织厂,“不知道卖了多少钱”。破产时按一年工龄245元的标准进行安置,温暖12年的工龄得了2000多块,与工厂解除了劳动关系。没有了医保,最怕生病;交不起一年1500元的养老保险金,只能停掉。

  自此后,温暖卖过水果,卖菜卖冰棍,什么成本小就卖什么,开始时觉得委屈,觉得难为情,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不敢想像,现在落到这一地步,只能想办法活下去,抚养孩子长大”。

  她的女儿13岁,刚上初一,学校免了她女儿的部分学费,温暖为此写了两篇短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豆腐大的文章块被她小心地剪下来保存着。她的丈夫原来是四平液压件厂的技术员,她强调是“大专生”,液压件厂1997年停产放假,今年破产。

  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子里,不到20平米,外面是做饭的地方,仅能容一人转个身,里屋除一张床、一个老木柜、一张桌子、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些杂货外别无余物,没有暖气,也不烧炕,屋里的温度比外头高不了多少。一家人在这里已生活了13年。

  工厂,业已易主

  铁东区收割机路,东风联合收割机厂空旷的厂区内,见不到几个人影,路边的雪地罕有足迹。七八个大烟囱只有两个在冒烟,团团白烟,慢慢翻腾、扩散,最后消失于天空中。

  面积8000平米的冲焊车间内,头顶上方的吊车巨人般地来回移动、上升、轰鸣,伸下吊钩,两名工人一言不发地拿吊钩钩住绑好的铁板,跟着天车移动,再卸下。

  车间内充满着机器的隆隆声,听不到人的说话声。工人们身着耐脏的蓝灰色工作服,他们中有回聘的老工人,有刚招的新工人。他们不肯说自己的姓名,“名字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在机器与噪声之间显得面目模糊,一个年仅19的年轻人坐在比他高一倍宽数倍的钻床下,显得异常瘦小。

  原来400人的车间现在只有七八十人,有一大半机器处于闲置状态。车间内有一间上锁的数控室,里头白色塑料布盖着三四台大机床,其中有一台1979年进口的数控切割机,花了120万元,“全厂只有一个人会操作它,九几年那人去了南方,月工资三四千,这台机器从此就闲置了”。

  这是东风联合收割机厂自1998年停产以来的首次生产,但工厂已经易主,由国企变为民企,2005年1月23日,以5300万元的价格整体拍卖,买方为四平海银

房地产开发公司。

  收割机厂原为四平第二大国企,1942年由日本人兴建。1948年四平解放后从国民党手里接管过来,1963年生产出全国第一台联合收割机,1965年开始批量生产,“市委书记批条都买不着,全国赫赫有名”,工人4300多名,厂区有两条专用铁轨。1998年开始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4年2月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建议项目,4月进入破产程序。

  老职工对厂里的设备如数家珍,又不胜痛惜,“主要生产设备966台,其中高、大、精、尖的设备就有49台。1992年从意大利进口的加工中心,原价450万,评估价为45万元;1992年从美国进口的

等离子冲裁单元,原价320万元,评估为24万元;冲焊车间的那个数控机床,原价120万元,评为12万……”

  国企最后的终点

  四平市最早破产的国企是鼓风机厂,时间为1992年,把原来的国有资产评估作价,向职工和法人增资扩股,改制为四平金丰股份有限公司。

  四平市政府提出2004、2005两年为四平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阶段,必须在2005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转轨改制。市政府的一份公开文件表明了如此紧迫的原因,“一是各地以国有资本退出和理顺劳动关系为标志的企业改革已进入尾声或已完成;二是最近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的文件中,把给予国企改革契税方面的优惠政策锁定在2005年12月底以前,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国家支持国企改革的最后时限;三是《破产法》正在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审议,据了解,明年、最迟后年要颁布实施,经过修订后的《破产法》将增加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相关条款;换句话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难度将会加大,这就要求我们国企改革的各项基础性工作必须抢在新的《破产法》颁布之前完成;四是未改制的企业多数处于停产或开工不足状态,改革每拖后一年,都将增加一块安置成本”。

  2004年,停产多年的四平轧钢厂宣布破产,产权转让给安徽郎溪富航钢铁公司。同年,四平最大的国企联合化工厂转让给北京昊华集团,职工买断工龄的标准是800多一年,是四平所有转制企业中最高的,其4000多名职工也几乎全部回聘。

  市区内207家国企中,仍为国企的,四平人能数出的不过廖廖数家,热电厂、薄板厂眼下还算不错,汽车改装厂归为一汽集团,从2000多职工减为五六百人,线路器材厂减员后转给东北电力集团。钢丝绳厂欲转给南京大吉集团,但谈判未成功,客车厂等厂尚未找到买家。

  有很多人在追问,这个曾经寄托一代人的理想与热情的国有企业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最终走向了崩溃?联合收割机厂前高级工程师侯福新说:“有两个因素,一是大环境,外商进入,民企兴起,不再是一两个厂家独占市场;二是小环境,经营不善,厂长走马灯似的换。”

  群像

  一整代人的命运

  2004年,四平市对全市7个县区内的933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岗离岗人员进行全面普查。普查结果为,市属国企职工总数为253441人,其中下岗离岗人员179855人。

  这一代人的年龄在30到55岁之间,他们中有一大半经历了文革或知青下乡,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回工厂。

  张会起,1955年生,初中尚未毕业就碰上文革开始,1976年下乡,1978年回城进棉纺厂。吕女士,1974年下乡,1978年进棉纺厂,丈夫也于同年自下乡返城后进同厂。

  曾任收割机厂工会主席的王林回想说:“下乡回城的没几个人愿进机关单位,那时当工人是一个很理想的职业,工资比

公务员高。有奖金,有生活补助,无生活之忧,生老病死厂里都管,也无后顾之虞。厂里经常开展生产大会战,工人们不要加班费照样干得热火朝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对工厂怀着热情和理想。”

  1994年,张会起成为棉纺厂第一批下岗职工,此时的他为八级工伤,在厂里当运输工时摔伤了腰部,再也无法干重活,与他同时下岗的有1000多名职工。在家待了2年,“没有生活费,没人管,工会也不管”,经过多次反映情况,才得到每月87元的低保补助。

  下岗工人曾是一个主流人群,如今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当家做主的感觉早已成为过去,这个庞大的阶层的出路在哪里?

  年轻的重新学技术,在四平金山技校,一位30出头的下岗工人从头学焊工,尽管在厂里干了六七年的焊工活,“但不会看图纸,技术不行”。

  年纪大的面临着彻底失业的处境,他们称为女40男50现象。吕女士曾到四平人才市场找工作,“接待的女孩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47,她小嘴儿一撇,很不屑,让人多难受啊。”小生意也很不好做,“原来挣的一块钱,现在有十个人来分”。

  他们不愿说未来,“哪有什么未来啊。”也不大愿提工厂改制,他们不断地问,“说这些有用吗?”他们只有现在,这沉重的现实。未来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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