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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文
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民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民主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
有趣的是，十三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
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担忧者并非总是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自从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以来，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民主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也不放心地问，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从政门槛不会随意放低
浙江的私营企业主中，最接近从政标准的，是徐冠巨。2003年早春时节，他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跻身于省部级官员序列。始终将“责任”挂在口头的徐冠巨，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无意于下一届，他希望有更合适的人替代他。
一个对徐并非特别友好的浙江私营企业家，相信徐冠巨的言说不是随便说说拉倒的场面话，“如果他有野心，不安分，中组部的试点，就不会落在他的头上。这样的开放不是无条件的。”
徐冠巨这样高级别的“从政”，也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当选副主席之前，徐作为三省市试点的成果之一，当选了长期由省政协副主席担任的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作为工商联会长试点的时候，中共的统战部门对候选人的条件，“强调”过一个政治标准：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
且不论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中共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中共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是自己人。即便是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惟一依据，没有中共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
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是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
200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包括徐冠巨在内的2000余全国政协委员的推荐提名作了一个正式说明。包括浙江省6名私营企业主在内，尽管所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诞生，都是“各党派各个方面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但“换届人事安排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是中共中央决定的。
“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中共中央就人事安排所确定的一个原则。查访跻身全国政协的浙江6位私营企业主，不是来自民主党派，就是来自在全国政协拥有议政席位的八大人民团体。
可见，“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它是执政党在有序开放的前提下，主动而为的。
我们再看私营企业主全军覆没的那次浙江省副厅级官员公选考试。2004年7月18日，10位私营企业主参加笔试。全军覆没无缘面试的“惨状”，让盼望有点新气象的党的组织部门的官员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执政党的从政门槛，却不会随意放低。
其实，商人从政的门槛，在公开招考之前，业已被抬高。浙江省委组织部有约在先：私营企业主一旦闯关成功，就得洗脚上田，放弃自己在公司的所有职务，转让自己在企业所持有的股份。
考察完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人们想起《世纪大拍卖》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追求的仅仅是经济民主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差异，当然不止于此。
2004年以前，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私营企业主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那么高的期待。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最多只是存在于语言实践的经济民主，无涉政治民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人权保障”这样的字眼，从没有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需要补正的是，所谓经济民主，事实上是新左派人士创造出的一个备受指责的新概念。沿着被误读的方向，我们把“经济民主”理解成，民主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验和适用。
迄今，我们尚未发现南存辉、徐冠巨等浙江私营企业主，以个人名义提交的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旨要的议案提案，但他们侧身其中的全国工商联，作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代言人，倒是为立法保护私有财产不遗余力地喊了5年之久。
2003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存辉和楼忠福，成为采访“私产入宪”的记者追逐的对象。作为浙江的私营企业主，他们是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标杆。
楼忠福声称，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保护合法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他盼望这句话尽快变成现实，“一旦变成现实，我们就彻底吃了定心丸。”可见，倘若中共十六大没有“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明确宣示，浙江私营企业主在两会上附议这一议题的声音，或许就不会那么响亮、那么公开。
南存辉对记者刘菁、张乐说，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过去一直不“露富”、不多谈私人财产。他说，20余年前温州的“八大王悲剧”，总是那么倔强地提醒着他们，保护私有财产，给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地位，根本就不是面子问题。1982年，中国开始“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进了监狱。虽然最后都被平反了，但7人从此一蹶不振，杳无声息。
2004年3月14日下午，偶尔忆起“八大王”的浙江十数位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主持人的指令下，以快乐的心态，摁了摁身边的表决器。“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合法地写进了宪法。
说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吓大的，某种程度上也不算过分。修宪不足两个月，国务院向私营钢铁企业铁本项目亮出“红牌”。2004年8月28日晚6时，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和南存辉等9名私营企业家座谈。总理不止一次地表示，宏观调控并不针对哪个所有制的企业。
与会的一位私营企业主说，当晚，他睡了一个踏实觉。
综合诸方面的信息，以及我在浙江的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最为关心的，不是政治民主，而是经济民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民主。
不是寡头，是“士绅”
品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精神背景，我们相信，没有谁的个人生活，不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1997年清明节，有狂商之誉的冯根生，出席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墓的重修揭幕仪式。冯情真意切：“胡庆余堂的所有职工，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
2003年清明节。陈天桥返回故乡浙江新昌县东坑坪村。他是一个工程师和一个中学英语教员的儿子，却在这里度过据说美好的童年。他来这里看望爷爷奶奶、伯伯婶婶。这里，是这位福布斯排行榜上第十位富豪的根。
2004年清明节。泥瓦匠的儿子郭广昌，系着一条特制的明黄色佩带，以首个民间主祭人的身份，“诚惶诚恐”地出现在陕西黄帝陵。他说自己“不够资格”，“公祭人是承载全民族的象征，应该由宏商大儒来担任。”
清明，是中国历法中一个清洁而明净的时节，又是儒家文化中祭祀先祖怀念故人的节日。大凡在选择清明返乡祭祖，探访故旧的中国人，都被视为儒家文化的传承人，一个没有忘记根本的人。选择3个浙江私营企业主在3个清明节的行踪，当然不是毫无缘由的随变说说。以一己之眼光，3个不同年代的私营企业家对待传统文化和故旧的态度，映衬的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精神背景。
他们的言谈举止已不是胡雪岩那样传统的儒商，但他们身上分明流淌着“六经”的血。尽管他们的个性、行止、阅历、资历、背景，都有着殊大的差异，却有着共同的“根文化”。
他们出身“草根”。14岁那年的冯根生，去胡庆余堂做末代学徒。14岁那年的郭广昌，父亲残废了一只手。他们都在这个岁月见识了生活的不易。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没有多少人落地时便穿金戴银。受教育程度低，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底色。在陈天桥来人世间报到的1973年，南存辉在摆鞋摊，胡成中在做裁缝，李如成在学种地，汪力成在做临时工，邱继宝还没有做修鞋匠。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他们一个个地跳出来，一次次地证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扩展秩序”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拜大时代所赐，他们从平凡中走出，成为大时代的主角。
行事低调，是浙江私营企业主一贯的作风。若非不得已，或者商业上的绝大需要，他们一般都躲着记者。务实的他们，害怕知名度那样的虚玩意会陷他们于1980年代步鑫生那样的万劫不复。“八大王”的悲怆往事，喻示着政治玩笑的残酷，步鑫生的黯然消失，暗示着政治商业的孱弱。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萌芽20年来，他们见惯了政治对生意的好和坏，渐渐形成了他们稳健可靠的政治风格。
比较而言，他们更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的士绅，而非邻居俄罗斯式的寡头。以冯根生、徐文荣、鲁冠球为例，“士绅”的行为方式和品格特征，在他们身上隐约可见，尽管他们本人或许并不认同这个看上去“封建”的比喻。
冯根生的政治履历是一张张“次等官”的表格。中共十三大党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协常委。2002年浙江省党代会上，冯根生的名字镶嵌在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中，作为惟一的企业家，他常常被想当然的人们视为党政军高级官员。
徐文荣的“领袖”地位，是一个个泥腿子授予的。徐文荣从未出任过横店官方的任何职务，却赢得了“首任市长”的领袖地位。过去的20年，徐文荣以20亿的基础设施投入，硬生生地在曾经荒芜的故乡，投资了一个完整的梦工厂。虽然横店还是义乌的一个乡镇，横店人早已戏称徐文荣为“我们的横店市市长”。
鲁冠球的士绅形象，是他的平民意识铸就的。从党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打铁的鲁冠球是怎么赢得执政党权威的政治确认的？公开的资料，难以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答案。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住着公路旁边的农民房。他的平民风格赢得了浙江乡村社会的道德确认。
政治上游刃有余，道德上堪称楷模，这就是浙江明星私营企业主身上的“士绅”品格。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们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下，赢得了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双重承认。以我的观察，他们讳言的政治理想，是儒家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读不懂《论语》。如果要让他们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作个选择，他们更倾向于传统的政治儒学，而非美国式的民主理论。
参政心态
叶利钦说，“大资本对政权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事实上，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对政治的影响，远不能与俄罗斯的寡头相提并论。当下，我们尚不能确认，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他们，除了对私有产权的零星呼喊外，究竟还有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
2000年以来，浙江私营企业主开始大兵团从政。从乡镇人大主席团，到全国人大，各个层次的参政议政机构，都有私营企业主的席位。2003年，20名私营企业主从浙江出发，参加全国两会，比例之高，中国第一。
考察浙江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察觉他们的从政心态，如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董明所说，大致有三种：
恢复型、补偿性从政。浙江私营企业主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政之初，往往视委员和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出发点在于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承认。这是一种压抑后的恢复性反弹。
功利型、经济性从政。那些贿选村官的温州私营企业主的“从政”，就是此种心态的别样写照。当然，以贿选的手段去从政，只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董明认为，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从政心态。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要想壮大企业，“政治自救”无疑是“取法乎上”的选择。
民主型、公益性从政。董明相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环境的完善，今后企业主们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将会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态则将呈上升态势。
浙江私营企业主的参政心态，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可以佐证这一转变的细节，是南存辉的名片。最近两年，南存辉在人代会上的名片，只有两个头衔：正泰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此前，南存辉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头衔好长一大串：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行常委，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名片头衔的变化，表明南存辉已告别“恢复型、经济性参政心态”，已从表达同类型企业发展的狭隘诉求，过渡到国计民生，由一个阶层的代言人，过渡到胸怀天下的“议员”。先前单纯的政治满足感，社会认同感的淡化，预示着他们对自己所代表的老板阶层利益的偏离。
以我们对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认知，县、乡两级私营企业主代表和委员，多数是第一种从政心态，省、市两级私营企业主代表和委员，心态多数是第二种。真正拥有第三种从政心态的，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少数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尽管第三种心态的民主从政心态，还不是普遍现象。但从局部向整体发展的趋势，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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