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可能的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2008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政府换届，北京奥运，台湾选举，香港政改，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年。风云际会，情势变迁，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也将一一浮现，整个世界都以急切的兴趣关注着这一年的中国。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不能轻易说2008是一个“转折之年”，但那是一座必定要出现的桥梁。我们正在一条大道上驱车前行，那座桥梁上有种种障碍，如果处理不当，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就可能 跌入低谷，平安越过它，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开阔，更加平坦。

　　没有什么能够比活着看到历史一步步验证自己的预言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不过，这份年终特刊，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期待与认真的思考。所以，我们一边建造着自己的未来堡垒，一边还要抬起头，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灯火阑珊。我们看到，一个2008年的中国，正在大地上暗暗地发芽。

　　或者，我们只是提供了一副观察未来的透镜。由于人的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其观察未来的焦距和透视法也会不同，对于2008年的情势判断，就会见仁见智。不过可以预期的是，2008年的中国，将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业市场逐渐细分，交易权利不断分散，政府资源重新洗牌，管理结构开始分化。多元思想与市场行为催生的制度创新，将使民众和政府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利益交换关系，一个现代社会的框架，将越来越清晰。

　　沧海辽阔，荣衰起伏。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我们命运的“危机”，有清醒的预判，就不至于感到突兀，未来就不会变得茫然、荒谬和混乱，就不会因急遽切换的未来画面而晕眩。而当各种力量与矛盾汇聚，如果政府和公民、中央与地方能够展开全方位的建设性的合作，中国的前景，应该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让我们祝福2008，祝福中华民族。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文

　　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往事，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判断未来。站在2005年末的时间点上，反观2003年3月以来中国的情势变迁，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不同的维度，预判2008年的中国，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既不保守也不会浪漫，中国的经济将向绿色化、独立化、全球化、法治化、民主化方向跃进，中国的社会将在美国版的进步主义、欧洲版的社会主义、孔孟版的仁政善治之间辗转腾挪。面对两股力量三重矛盾汇聚成的一个焦点，如果政府和公民能够展开全方位的建设性的合作，如果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政改努力，能够正向回应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改冲动，2008年的中国前景，将比我们想象的美好。

　　政治领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中共中央的三次全会，已经清晰地画出了未来的政改路线图。如果没有重大的偶发事件，自当下直到2008年，中国政治领域的变化将是平稳的，政治浪漫主义和极端的保守主义，都不会成为主流。对执政党而言，在危险的平衡中，寻找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黄金分割点，将是未来三年努力的方向。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民主模式，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为视角，观察2003年3月以来的中国政治，只要稍稍转换一个视角，考察政府体制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关系、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将发现，近三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未来三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将是稳定的。尽管“最坏”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我们认为保持稳定的希望很大。依据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先生的分析方法，无论是最高领导层，还是政策、政治、政治制度，中国在2008年中央政府换届之前的稳定性，是可以预期的。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选定了中共新的最高决策层，2003年春天，新一届中央政府隆重登场，最起码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和2008年春天新一届中央政府换届，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是稳定的。在中国，领袖人物的稳定性，往往决定着政策、政治、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事实上，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新的中央领导层独立制定的“十一五”规划，都为未来三年确定了基调。

　　未来三年，政治体制将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邓小平先生生前宣称的“坚持党的领导”，依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不动摇”的“基本面”。从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的西柏坡之行，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从“红色之旅”，到央视新闻联播每天两次的“历史的丰碑”，整个中国社会都对“党的领导”有着或宏大或细微的体味。

　　但，“不动摇”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肇始于党内民主的“随风潜入夜”的渐变，在中国政治领域“润物细无声”地流动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第一项议程，发出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决意发扬党内民主的信号。随后，四川雅安市举行了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以党内民主促动人民民主，成为观察人士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判断。

　　未来，在人大、政协这样的宪政平台上，“协商民主”或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风向标。2004年，执政党自己发出“执政面临考验和挑战”的声音。诸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举措，意味着中共将努力实现从拥有绝对领导权到合法性执政的转变，由“封闭状态下执政”走向“开放状态下执政”。2003年以来，胡锦涛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庆祝人大50周年、政协55周年的历次讲演中，都凸显了宪政的价值。从私营企业主代表盛况空前的十届全国人大，到“私有财产”入宪，从降低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门槛，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分批次培训代表和委员，不知凡几的政治安排，预示执政党将在未来，利用人大、政协平台，与社会各阶层展开政治对话和利益协商。

　　中共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向的领导，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完全的自由主义绝不可能，但权威主义的痕迹将进一步淡化，以协商为基调的基层民主将向更为广阔的层面推进。2005年，浙江温岭市泽国镇财政体制改革， 把被中央编译局授予“创新奖”的“民主恳谈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协商民主”，一个不过20年历史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2008年之前，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似乎不太可能，但替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将会飞快运转。政治问题行政化，无论是过去两年多，抑或是未来两年多，均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纲要》出台。法学界认为，这是新一届政府呈送全体公民的一份承诺书，公开，透明，高效，廉洁，民主，这些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则，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尊重，尽管政府一时还未必能做得像民众期待的那样好。从2003年的SARS疫情到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从2004年规范官员“下海”到2005年整顿“官煤”，从2003年干部引咎辞职条例的出台到2006年《公务员法》的面世，中国政府这个层面的改革，还是给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以信心。

　　中国的司法现代化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会场同时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和首席大法官肖扬等人与会演讲，“中国国情”像“老三篇”似的被再度提起，然而，即便是对中国司法改革持有偏见的与会者，也程度不一地激赏中国司法领域的进步。从司法统一考试制度的施行，法官检察官进入门槛的提高，直至2005年秋天人民法院“二五纲要”的下发，无不令关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学家们，看到了改良的希望。这份从2004年规划到2008年的纲要，宣布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等多项变革。设若未来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确实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统一保障，地方行政部门干扰法院办案的遗毒，有望部分清除。

　　尽管视新闻自由权为宪法权利还没有成为新闻界的风尚，但公开的口径将会放大。2003年，SARS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中的国务院新闻办、中央部委、省级人民政府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未竣工，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征兆初显。虽然信息公开还不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我们相信它在未来会越发强调这个单方面的“善意”。否则，法治政府的公开化原则就无法兑现。再者，手机短信、互联网新闻、博客日记，人类言路的空前盛况也使遮蔽信息的难度前所未有。这就是2005年哈尔滨停水事件中的地方政府，为什么旋即陷入欲盖弥彰最后又不得不公开真相的原因所在。

　　台湾问题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敏感问题，看北京截至当下的努力，我们认为在2008年台湾大选之前，既有的秩序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早在在野党领袖连战、宋楚瑜大陆行之前，本届全国人大已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划清了台湾问题的底线，在2008年台湾大选到来之前，刚性的法律对台湾独派的约束是毋庸置疑的，武力弹压或者小心翼翼地试探的必要性，在这部法律面前都大打折扣。过去两年，我们不仅给台湾抛出了一张刚硬的法律牌，还打出柔性的“民心牌”：取消台湾地区留学生在大陆学费的双轨制；向台湾果农开放市场；为台商返回台湾过春节包机创造便利。未来三年，若无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软硬两张“牌”将最大程度地降低“台海危机”的几率。

　　经济领域：绿色化，民主化，法治化，独立化，全球化

　　不管我们憋着多大的劲走独立化的自主创新之路，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就像民主化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广泛适用，法治化也将在经济领域普遍到来，以保证市场经济在中国不会变坏。倘若我们做不到全球化、独立化、民主化、法治化，宏观调控也不可能调制出一个绿色化的循环经济。

　　无须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别指出，未来三年，每一个中国人都将感同身受地预见中国经济的绿色化浪潮。绿色GDP的妇孺皆知，圆明园环保事件的争执不下，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国际风波，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声名鹊起，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引咎辞职，最近三年，环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空前地胶结在一起。所有这些被爆炒的新闻事件，不过是中国经济绿色化的湖水中泛起的几朵涟漪。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我们看到，2003年登台的本届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经济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轨道。

　　速度中的危机夯实了中央经济决策层走绿色循环经济的决心。依据北京权威人士的预测，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以令人欣慰的8.5%的速度继续增长，但2005年冬天由温家宝主持出炉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则警示人们，能源和金融安全领域的潜在危机，有可能滞缓中国经济的前程。故而，肇始于“铁本事件”的宏观调控必须进行到底，无论宏观调控在地方遭遇怎样的反弹，改传统的直线性生产模式，为现代的循环经济模式，告别资源消耗，走向质量为先，已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得不的选择。

　　未来三年，民主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愈发突出的新动向。所谓经济民主，是中国新左派人士创设出的一个新概念。尽管民主从它作为一个概念诞生那天起，就与政治如影随形，尽管被视为自由派人士的何家栋先生毫不留情地批驳了这个“伪概念”，在“人民需要新概念”的中国，一再被误读的经济民主，还是倔强地存活下来，并被公众理解成，民主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验和适用。像当代欧洲曾经的经济实践那样，通过利益代表组织达致经济民主，在未来中国或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经济民主为民间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济维护市场公正，开辟了通道。未来三年，这一通道将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所有崛起于草根阶层的NGO一样，5岁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一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姻亲关系的民间商会。他们不仅利用他们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维护会员企业的权利，还影响到事关全局的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把民间经济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到极致。他们独立于政府，却不时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经贸委”似的，在商人和政府之间，往复周旋。前往温州招商的东北华中等经济区域的地市政府，正在克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冀望这个新事物在本地的经济事务中担当重任。由“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个案出发，我们可以预见，看似特立独行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未来中国可能是一种常态。

　　细察，民间经济组织在温州经济生活中迅即攀升的地位，与“私有财产入宪”亦步亦趋，相辅相成。2003年3月以来，“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国家征用私有财产必须予以补偿”，这两条经济领域里备受瞩目的原则，一直是民间对新政府的吁求。2004年3月，人民大会堂里的私营企业主代表们摁了摁身边的表决器，呼吁已久的“私有财产入宪”终成现实。

　　作为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新的利益代表，私营企业主阶层早已是撬动经济民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是私有财产最为坚定的捍卫者，也是少数人眼中财富的掠夺者。国家机器要保护他们在旧城改造中赢取的利益，也要听取被“暴力拆迁”撵出家门者的控诉。当前者“保护私有财产”的诉求得到满足，后者在失去土地和房屋后要求得到合理补偿的声音，就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所以，私营企业主作为非传统的利益集团，在对抗国家谋取本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不能在官商勾结中为所欲为，掠取大众的利益。未来，以“私有财产”和“合理补偿”为关键词的争端将越来越多，国家权力和大资本的行为边界，需要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来厘清。

　　经济领域内的法治化，由此将成为未来三年中国的目标之一。过去两年，有“经济学家的良心”美誉的吴敬琏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民商法专家江平教授，悄悄去上海注册了一个民营的法律经济研究所。与知识界期待法治经济的呐喊相呼应，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也沿着公平、公开、正义的方向一路狂奔。中央政府高调推出的法治政府十年规划，试图让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身影和步调，能够依据法治的原则，更为阳光，更有程序感。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立法忽然大提速，虽然没有社会立法那么夺人眼球，但“中国将注意力转向经济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律所佐证。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倡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后，缔造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中国俄罗斯化，成为朝野共识。金融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点，金融立法也因之成为经济立法中的重中之重。《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监管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的金融层面的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是过去两年来的热点，也将是未来两年紧锣密鼓的大戏。

　　实际上，中国经济立法的落后，远非金融领域一隅。2003年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经济法为主导的立法计划，晓谕中国未来几年的立法，将是经济领域法律法规的大合唱。独奏演绎不出一个完整的促使中国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法律框架。检讨过去，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提醒2003年执政的新一届领导人，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20多年，却连一些确保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律都没有。未来，中国将修订许多发黄的法律文件，计划经济晚期和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制定的法律，都将以倒计时的方式，被新法所替代。中国的决策层意识到，欲阻止利欲熏心者把废铜烂铁当作黄金拿到股市上去卖，就必须用法治的手段，让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们”，不再视数十万元的“灰金”为理所当然的介绍费。要中止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内部人交易，就须让周梅森这样的作家，有机会和云铝股份叫板，赢得中国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的殊荣。

　　未来三年，独立化也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方向。自2004年始，自主创新渐成中国经济视域的一个新名词。2005年秋天问世的“十一五”规划，赋予这个新名词以无尽的生命力，预示着中国经济战略方向，将从20年来秉承的“市场换技术”，转移到“自主创新立国”。2005年，“神舟六号”第二次把中国宇航员带进人类共同拥有的太空，第一次让中国人领略到“自主创新”的可能，以及价值。

　　当然，有了独立的自主创新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立马挥别“市场换技术”。然而，中国的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自主品牌和自主开发的技术一定是我们未来争取的方向。入世以来，面对欧美国家坚固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以及反倾销、知识产权诉讼，官方和坊间人士先前那股拥抱全球化的热情，开始慢慢冷却。虽然遭遇反倾销的产品，在我们的贸易总量中不足千分之五，我们的情绪却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未来三年，中国的地方官员还要围绕着外商外资做文章，然而，没有自主品牌只能拱手让出市场，缺乏自主技术就只能“人家吃肉我喝汤”的危机意识，经由国家新战略的渲染，已融入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讲演和文件中。

　　学会反思的中国经济界，的确恼火于让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的尴尬，但无论是经济决策层，还是具体而微的经济体，都不会像头脑发昏的先人，重返闭关锁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时代，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解释的那样，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锁国时代的自力更生。

　　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一度让中国经济人感到些许失望，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并不会因此发生逆转。距离入世的“过渡期”还剩下最后一年，被绑上全球化战车的中国，已无路可退。不管是过去两年多，还是未来两年多，中国经济这个“过渡性杂种”的改革，都要在WTO的语境下谋篇布局，任谁也无法躲开WTO这张恢恢大网。

　　依据中国入世的承诺，2015年以前所有成员国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盟、美国、南非等国家自说自话的参照第三国的反倾销规则，让我们根本无法等到10年以后。如果我们不能让更多的国家尽快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将在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官司中，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处处吃亏。可是，要赢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就必须尽可能地去除官办色彩。

　　在预示中国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金融领域，“引进外来投资者”正成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战略选择。交行上市前引入了汇丰银行、建行引入了美洲银行、中行也已经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结成战略投资者。引进的目的在于走出去。未来，中国的中小企业去海外投资，中国银行可以为他们的应收账款保底，使中小企业得到保障。

　　表面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迁，是中国自己的经济选择，事实上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利弊权衡。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国经济师认为，中国经济在2006年面临的三大风险因素，有两项是中国的人民币改革、银行改革，另一项是美国的经济动向。未来两年，人民币改革会牵动国际经济的神经，美国经济走势也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美国能否抗得住原油价格和世界性利率的上涨，不仅令布什头痛，也是中国经济界不容回避的问题。

　　社会领域：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新的内涵，它不再是毛时代的革命，也不是邓时代的建设。未来，新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是一种致力于公正的社会实践。从协调发展共享成果的均衡战略看，类似于70年前美国版的罗斯福新政，从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看，接近于欧洲版的社会主义思潮，从轻徭薄赋的和谐导向看，相当于孔孟版的仁政善政。

　　尽管中国经济涨势喜人，中央政策指挥棒在社会领域挥舞的细枝末节，总让人联想起1935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实施的社会保障运动。70年前发轫于福利主义的美国社会进步运动，有望在未来三年上演中国版。

　　上个月，每年例行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决定将投资方向由楼宇层叠的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社会主义来修饰的“新农村运动”，将两年多的统筹发展战略均衡战略，推至峰巅。2008年的中国农村，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水，村村通电视，村村通电话，将不是乡村老汉对着孙辈们畅想未来的梦。虽然“公共事业振兴署法案”、“社会福利保障法案”以及被艾森豪威尔称为“日渐增长的社会主义”的“田纳西河流管理局法案”，是罗斯福在1930年代的遗产，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安排贫民就业”、“让饥者有果腹之食，让寒者有御寒之衣”、”推进大规模的地区发展计划，为4万户乡村家庭提供低价电力，挽回常遭洪水淹没的土地”的价值指向，都能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社会体制改革对应起来。

　　未来三年，强调“人的价值”的欧洲版本的新社会主义，将更为鲜明地形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方向。扭头一看，倡言“新三民主义”的执政党，不仅空前垂注“以人为本”这个昔日饱受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人本千日谈”一方面明示“以人为本”思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另一方面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将是关注幸福指数的“人本主义”。

　　据新加坡政论家郑永年说，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已成过去，主导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欧洲版本的，它更加注重人的感受，注重生活的质量，注重生命的尊严。禁用童工，减少工时，改善血汗工厂，建造经济适用房，使工作场所更加安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号召，让乘坐2005年12月12日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有机会从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南京日报》的社论上得知：中共南京市委欲使每个南京公民都能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未来三年，中国社会领域的变革，将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追忆起康晓光等人在2003年对新政的评价：孔孟仁政现代版。总理为农妇讨工资，放言减免农业税，提出免费的义务教育，将部分农民纳入合作医疗，把公益性定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基调，判处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死缓，轻徭薄赋讲究公正的社会政策安排，一再凸显本届政府反复声张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早在本届政府亮相之初，洞见“仁政”的观察家们，就直言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冲突，弥合贫富差距引致的社会断裂，维护被撼动的社会稳定，寻求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人预言，如果没有得当的社会政策，局部性的群体冲突将会越来越多。

　　此说绝非哗众取宠，社会保障领域的危机，已作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出现在2005年11月17日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等各部委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中。北京权威人士透露，2004年烛照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2008年前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只会拉大，不会缩小。与此同时，失业和人口老龄化亦将挑战未来几年的社会保障体制。

　　所以这些，使得美国版本的福利运动，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孔孟版本的仁政，在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不久的中国，具有着特定时代的特定基础。可以想见，过去三年乃至未来三年的社会改革，不但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会不露痕迹地修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意义。

　　2008：智慧和勇气的考验

　　两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罢，最后都凝聚成政治体制改革一个焦点。包括台湾回归、香港政改。面对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倒逼，执政党是自上而下地应和，走建设性的合作之路，还是坐等一个临界点的到来？预判中国在2008年的可能的变化，既要看执政党答案中的智慧和勇气，还要看公民和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合作，是否有建设性的互动。

　　预测中国在2008年的变化，就必须考虑到两股力量和三重矛盾的存在。

　　民间力量在过去三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除非遭遇沉重的打压，他们在2008年之前的茁壮成长，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指称的民间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NGO和秉持民间立场的传媒的三者之和。2003年夏天，央行旨在整肃地产界的“121号文件”，发布不过78日，就被北京住宅业商业这样的NGO所改变。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之所以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是因为一部分市场化色彩浓郁的“民间媒体”为他们提供了舆论阵地。2005年，北京的“嘉利来大坑”由一起商业事件演进成一起事涉法治政府进程的公共事件，就在于一大批笃信法治公义的媒体人和法学家，在媒体平台上给予当事一方开诚布公的舆论支持。未来三年，民间力量可否像温州民间经济组织那样正向推动政府力量，将在某种层面上影响中国的未来。

　　未来三年，“WTO宪法”这样的外部力量对业已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的影响，可能不亚于民间力量。我们说，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锚起帆扬，一定程度上与入世后的失望情绪相关。WTO像一部宪法，规约着成员国的经济行为，憋着劲地把中国的改革拖入金融、国有大型企业等深水区，促使我们从“摸论”过渡到“法治论”。在美国对中国、欧盟等十数方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中，我们放弃了与美国一对一的单边谈判，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紧随欧盟，没再像过去那样倔强地坚持“主权论”。

　　外部力量的影响，不仅仅是WTO，还有国际人权公约。未来，如何从人权“A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走向“B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非但影响我们的法治，还将改变我们这个古老大国的传统观念。

　　民间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合力，将使公民社会的走向，在未来中国变得更为明显。它看起来与我们所说的三重矛盾是桥归桥路归路的两码事，实际则唇齿相依。

　　发展与稳定这一对老矛盾，是未来三年难以消弭的矛盾。经济发展改变了阶层的分化，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虽然还存留在高高在上的法律文件中，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境遇，已不能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之项背。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发展速度，希望在再分配领域，用均衡和转移支付化解工农阶层的积怨，最大程度地减少局部性的群体事件。未来社会到底能否如我们所愿，变得和谐，就要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和而不同的理念，理性地对待多元利益群体的多元诉求，在中央和地方财税体制的变革上，又有多大的突破。

　　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在未来几年可能会进一步放大。2003年暮春之后，宪政思潮就不局限于民间力量的呼吁，中国的领导人在公开的集会和演讲中屡屡提及宪法，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已是应然的共识。然而，“应该如此”不等于“实际上如此”。陕北油田事件中，无论是对私人油井“先接收后清算”，还是对反抗者公捕游街剃光头，充斥在私营石油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足以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将“法治政府”、“尊重人权”、“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些已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应然的原则，化成实然的行动。倘若当政者不把人权、公正、平等这些普适的价值准则，当作制定政策执行政务的依据，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就不会消失。

　　硬投入与软投入的矛盾，已经彰显无遗。如果执政党不能把铺设

高速公路、改善“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的黄金白银，和扩大基层民主、拓展政治参与的民主通道缀连起来，未来数年，我们验收“新农村运动”成果的时候，看到的或许只是饮用水设施等等外在的“物质成果”。设若2008年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的辽宁黑山农民，还口口声声地念叨“村政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其实，两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罢，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矛盾最后都凝聚成政治体制改革一个焦点。包括台湾回归、香港政改，不知凡几的中国议题，末了都要往政治体制改革这根标尺上靠一靠。能否让享誉2005的“

超级女声”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放歌？一旦公民竞选人大代表蔚然成风，决策者是看民意，还是重官意？面对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倒逼，执政党是自上而下的应和，走建设性的合作之路，还是坐等一个临界点的到来？预判中国在2008年的可能的变化，我们不单单要观察不确定的国际要素偶发因素，更要看执政党就类似问题给出的答案。问中国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中，能给世人多少确定性的预期，很多时候需要看执政党的答案中有多少智慧，有多少大勇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