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生命中的七分之五

　　李孜/文 　　

　　四周是黑的。

　　魏纪中一个人回到屋子里，把门关上，把灯关上。在结果出来之后，他一句话没说，也没有去吃晚饭。

　　难过。看到什么都会难过。最难过的是，之前，他没有想到对国人的刺激会那么大。在结果揭晓的那一瞬间，十亿国人集体失语，也包括他自己。

　　有人难过，有人欢喜。悉尼申办城市代表团还在狂欢。

　　魏纪中躲在屋子里想了半天，最后得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他不敢对任何人说。那是1993年9月24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在蒙特卡洛，在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争夺中，北京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

　　2001年的莫斯科，北京如愿以偿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7月13日晚上，数不清的人们把天安门广场闹得彻夜滚烫，那是魏纪中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我死的时候可以闭眼了，过去对老百姓有愧，现在有交待了。”从1993年申奥失利后，魏纪中一直心怀内疚，他总觉得欠了人民一笔债。这笔债，他整整背负了八年。

　　一

　　如果没有47年前的那件事，恐怕魏纪中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1958年8月的某个下午，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魏纪中叫到办公室。校长问魏纪中，现在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国家体委，你去哪一个？

　　这让魏纪中感到吃惊。在当时，大学生毕业没有所谓的双向选择，都是服从分配。通常的情况是，在某一天召开分配大会，由某个领导在会上挨个点名，然后你就去了某个单位，就像包办婚姻一样。当时魏纪中22岁，专业是法国文学。按照正常的逻辑，在毕业后，他从事的应该是和外国文学编译相关的什么工作。

　　魏纪中怯怯地问了一句，是让我说真话呢，还是让我说假话？校长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魏纪中鼓足勇气，“说假话就是，党培养了我那么久，我一定要服从党的分配；说真话呢，从兴趣上来讲，我还是愿意到国家体委。”校长郭影秋表示再考虑考虑。几天后，魏纪中被分配到国家体委，并在不久后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对于这位开明的校长，魏纪中至今仍心怀感激。能够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这在当时是很难。但是在工作中，存在很多和兴趣无关的事情，比如，他后来遭受到的那一次重大打击。

　　　1964年，部门进行年终总结。在魏纪中进行完自我批评后，国际司的领导当着全体同事的面说：“魏纪中这个人自解放以来思想就没进步过，总是表现出一种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悲情……”

　　魏纪中的父亲是烟厂老板，还在香港有一定的产业。“在当时看来，我的家庭出身是极其不好的，既是资本家，又有海外关系。”而当时，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劫难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埋下了伏笔，正处在一个精神狂热、物质极度匮乏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魏纪中首当其冲被点名了。

　　“这是批判！”魏纪中说。魏纪中把这次打击视作心灵打击最重的两件事之一。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抱着满腔的热情，然后被浇了一盆冷水，魏纪中一下子垂头丧气，他甚至想过到离开大陆去香港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魏纪中回到宿舍后，国际司的许多党员来到魏纪中身边，都表示不认同司长的观点，被感动的魏纪中因此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二

　　他的足迹最早可延伸到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的时候。

　　“当时在国际司，我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打架’”。魏纪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是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成员，国际奥委会虽然同意新中国参加奥运会，但同时也不反对台湾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中国参加奥运会，就必然牵涉到复杂的政治问题。

　　魏纪中精通英语、法语，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谈判、打嘴仗，他甚至曾大骂国际奥委会是美国人操纵的政治工具。后来，他和时任国际奥委会秘书长的萨马兰奇建立了良好关系，被萨马兰奇称为“最好的朋友”，这种关系也为中国最后得以进入国际奥委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1990年代，一个重新确认了发展轨道，并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疾驰的中国迫切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开始了第一次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没想到这一次，魏纪中遭受了一生中最重的心灵撞击。

　　作为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北京奥申委秘书长，魏纪中一直没有对申办的结果过于乐观。作为中国奥申委的旗手，魏纪中直面着来自世界上各种尖锐的反对声音，过于政治化的申办氛围让魏纪中感到情况不妙。但面对国人越来越高涨的热情，以及不断上升的期望，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过于乐观的估计直接导致最后一刻结果揭晓时，无数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落差。魏纪中由此得出那个一直不敢对人提及的结论——还是国力不行啊！

　　整整八年，魏纪中一直处于心灵欠债之中。到了北京二次申奥时，魏纪中主动请辞。“我是个败将，不适合再到前线了。”就这样，魏纪中的战场从前线转移到后方。

　　魏纪中更多地从国际奥委会的侧面来做工作。在中国奥组委内部，他主要负责财务预算、市场开发计划。在总计596页的《申办报告》中，他和何振梁、楼大鹏等人一起对文字稿进行修饰，并负责英文版和法语版的最后审定。

　　在第二次申办过程中，许多相熟的欧洲委员主动找到魏纪中，表示会投北京的票。从许多相熟的投票人那里，魏纪中了解到更多真实的信息，他认为北京成功的把握有80%，这一次，他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判断。

　　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时，魏纪中觉得多年的负担终于可以卸下了。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他与当年同是奥申委秘书长的万嗣铨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杯，说，“我们终于对百姓有交待了！”

　　三

　　差不多与申奥同时，魏纪中也在开拓着中国体育的新领域。

　　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组建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说，“魏纪中出生在资本主义家庭，有一些资本家的基因，受到过资本主义的熏陶，就让他来当董事长吧。”资本家的出身曾经让魏纪中受到批判，现在，却让他成为一个现代化企业的负责人。

　　体育总局没有给一分钱，也没有什么体育资产，甚至在当时，与中体合作的只有类似卖飞机票的这样的企业，最大的困难在于，魏纪中没有任何经商经验。

　　在中体上市后，中国

证监会某位处长找到魏纪中，说，“魏纪中我跟你说，你们公司虽然是体育总局下的，但是出了事我们不找伍绍祖，就找你魏纪中。”这并不是开玩笑的话，当时魏纪中是公司法人，近1000人的职工，2万名股民，“生计都在我魏纪中手中。”这些回忆现在更多地作为一种谈资，但在当时，却是切切实实的责任。

　　魏纪中拼命地学习。他认为那些可行性报告不可靠，因为别人总是夸大可行性，隐藏不可行性，最终还是得靠自己的知识判断。64岁的他硬是啃了一年多的书本，通过证监会的业务考核，获得上市公司老总的资格认证。

　　现在，魏纪中已经从董事长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中体的总裁顾问。同时，他还是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顾问和奥运会服务部顾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是“奥运村专家组”的主要成员。

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他曾面对CNN的采访两次对奥运村提出强力批评，后来奥运村的服务终于有所改善。现在，他要让奥运村做到让大家都满意。

　　让大家都满意，这是他理解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目标。他认为，对于国人来说，他们期望中国运动员能取得好成绩，还希望世界舆论对北京有好的评价。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他们的期望是正面的，许多西方国家期望借奥运会使中国政治民主制度有所改善，但由于在民主认识上的分歧，所以负面的声音会不时出现，虽然较少，却由于掌握着主要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希望中国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改变是不现实的。

　　当然北京自身也在不断调整。2005年对于

北京奥运来说是个调整年，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把目标从“最出色”调整为“高水平、有特色”。由于组办国的不同，最出色是难以评价的，这样的调整更为合理。另一个调整在于北京市政府和组委会的分工更为明确。经过调整后，组委会侧重于软件建设，而北京市政府则更注重各个项目的技术要求和城市保障。对于北京2008年奥运的前景，魏纪中总是信心百倍。

　　同时兼任多项社会职务的魏纪中每年有200多天在国外。每次出去，都会把很多需要查阅的市场开发的文件和奥运村文件带到飞机上，八九个小时的行程一般抽四五个小时来看文件，再用书面进行回复。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一周里，他的行程包括深圳、广州、宁波、合肥……涉及了体育保险、亚运会筹办和城市运营等话题。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2008年都像是一个梦想。对魏纪中来说，他却见证了这个梦想的生根、发芽、成长，同时还将见证它的绽放。他说，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凡是他能做的，他都去做了。而接下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我为中国体育奋斗了快五十年了。到我这个年纪，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月计算，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2008年时，他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