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亿地下金融亟待整顿

　　对地下金融应该双管齐下：在打击具有黑社会性质地下金融的同时，“扶正”一批具有积极效应的地下民间金融组织

　　（国际先驱导报驻贵州记者 王丽 报道） 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接近8000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达28.07%。这是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中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实地抽查后得出的结论。

　　课题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认为，不断膨胀的地下金融正在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决策提出严峻的挑战。

　　草根金融：越穷越“茂”

　　一直以来，中国就有不同的机构或者民间组织对地下金融规模进行调查研究。李建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次调查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调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李建军带领的课题组分成76个独立小组，对中国20个省份、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和1203位个体商户进行实地调查。

　　据调查测算，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8.07%。

　　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

　　中国地下金融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包括以提供短期信贷进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浙闽模式”和民营企业直接向社会非公开直接融资的“北方模式”。

　　“应需而生”

　　李建军介绍，中国长期采取金融抑制政策是地下金融不断膨胀的首要原因。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金融体系结构单一，以银行机构为主，而且正规金融部门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在我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变迁过程中，正规金融部门存在偏好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决策模式。而非公有制经济部门资金需求不断增加，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服务，只能另外寻找途径。

　　而金融投资品供给短缺则是地下金融膨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目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以中小企业为主，数量多、个体规模小，资金需求面广。若正规金融部门扩展其原有的服务内容，需要支付的网点建设、信用评估、贷款使用监督等成本会很高，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正规金融部门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超过所能得到的收益，因此大量中小企业乃至更小的经济个体往往被隔离在正规的信贷服务体系之外。但是非正规金融以高于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提供投资，满足了存款人的需要。

　　李建军认为，中国日益充沛的民间资金供给成为地下金融发展的催化剂。由于中国的

存款利率仍处于管制之中，总体水平偏低，加之国内投资渠道有限，居民的金融资产以存款和现金为主。而非正规金融组织在融资时往往采用高利率手段，很容易吸收到社会闲置资金。以民间信用比较发达的温州市为例，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为月息25‰，高的超过30‰；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为月息20‰，高的不超过26‰。而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为2.25‰，民间利率远比官方利率水平高。

　　影响

宏观调控

　　据了解，这次中央财经大学所做课题与以往比另外一个不同是分析了地下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认为，首先，地下金融对资本形成与国民储蓄之间的偏离有直接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保持资本与储蓄之间的均衡对经济稳定增长非常必要。而地下金融的存在一方面可能增加公开经济中可动用的资金，加剧经济过热，出现投资大于储蓄的情况；另一方面，地下金融如果占用的资金增加，也会造成国民储蓄流失，货币体外循环，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投资规模难以有效控制，经济过热。

　　其次，地下金融流量中的跨境流动资金，无论是对

汇率，还是对国际收支的实际均衡都有影响。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由于是游离于国际收支统计核算之外的对外资金收支，会造成实际外汇存款变化与国际收支记录的货币存款项目变化出现较大的差异，扩大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额。地下资金流出规模扩大，国际收支均衡程度便失去准确性。

　　第三，地下金融资金规模扩大，不利于货币当局对经济运行与货币运行之间真实状况的评判。地下货币资金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政策传导和效应发挥的全过程都有明显的影响，这是宏观调控中必须考虑的问题。2004年国家紧缩信贷之后，地下信贷流向公开经济中的许多投资项目，就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

　　但李建军认为，对于地下金融既不能持有“存在即合理”的武断定论，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极端行为，而应视情况区别对待：打击和驱除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金融，同时“扶正”一些具有积极效应的地下民间金融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