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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外来务工人员王建民死于同仁医院的一楼走廊。根据媒体报道，他在死前曾经躺在医院的走廊里大声呼喊救命，但最终因无钱支付诊治费用丧命。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环境下？
昨天，本报记者兵分几路对医患双方进行了采访。
暗访医院
几元挂号费卡死救治大门
朝阳医院：1元钱看病被拒
昨天上午10时20分左右，有肠胃病史的记者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衣来到朝阳医院西门急诊大厅分诊台，表示肚子痛，有些直不起腰。分诊台护士登记了记者的基本情况后，要记者交纳7元内科急诊挂号费。记者表示只有1元钱肚子痛的厉害，能否先请医生看诊。分诊台工作的四五名护士低声议论说：“从来没有没钱来看病的，总不能医院垫钱啊”。其中一名护士将记者领到右边看诊桌急诊内科医生处，接诊的王大夫询问了基本症状后，又简单检查了记者的身体，并确诊为严重肠胃炎。
在确认了记者无法筹到看病的钱后，王医生和分诊台的护士先后给院领导通了几次电话。记者在一旁听到王医生说：“急诊，有一小孩胃疼很严重，但他只有1元钱，好像是来北京打工的。已经初诊为肠胃炎了，很严重。”不到1分钟，王医生挂掉电话摇着头甩下一句话离开：“没办法”。
“借到钱再来看病吧，医院总不能免费帮你治病。”分诊台护士说。当记者表示能否暂时欠费治疗时，一位年长的护士表示医院没有这样的规定。
管庄医院：记者无钱难挂号
昨天中午11点半左右，记者同样以严重肠胃炎患者的身份来到管庄医院急诊内科。急诊内科的玻璃门关着，只有一名女医生在看诊桌上吃午饭。记者正欲开口讲病情，该医生询问后获知记者没钱挂号，边吃饭边强调：“没钱也得挂号，不然不便看诊。”记者一再表示肠胃疼痛难忍，并在上午吐过多次，该医生只是用手指指向挂号窗口，便低头继续用餐。
“急诊挂号4元”，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当记者说身上仅剩两元钱时，该工作人员迅速关闭窗口，说：“你到收费处挂急诊号吧，我要下班吃饭了。”。而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在得知记者只有两元钱时表示：“没钱就没有办法了，你去求求急诊医生看能不能先帮你检查检查。先让开别挡着别人交费啊。”
记者再次央求急诊内科的医生先暂时诊治一下，该医生却说：“我现在给你看也没有用。看了你也没钱买药。”随即该医生径自去整理碗筷。
同仁长虹医院：有多少钱开多少药
昨天下午2时许，记者在同仁长虹医院急诊大厅挂了一个6元的内科诊号。“胃疼？先做个胃镜看看吧。”急诊三室的内科医生简单问明症状后说。
在记者表示无力支付胃镜两百多元的费用后，该医生皱着眉头说：“不要紧，你有多少钱就给开多少钱的药，一样管治。”随后，该医生根据记者的描述直接在门诊诊疗记录册上写上了诊断结果，并为记者“量身定做”了一服价值28元的药。
当记者质疑为何不检查就直接确诊开药时，该医生表示：“放心，不会错的，我看病很准的。”
采访患者
采访地点：工地医务室
喝二锅头治病
昨天下午1时许，呼家楼中天建筑工地的多名工人说：“看病、买药都太贵了。一般的病如感冒、肚子疼什么的就自己吃点药啥的，也不去看医生。即使看病也是到工地生活区的医务室，从来没去过大医院。”
四川籍李姓工人表示，很多工人都在宿舍里存着一些必备的药品，有些是在平价药店便宜买的，有些是从家里带的。“一个工友上月患了重感冒，为了省钱没有去看医生，每天除了吃点自带的感冒药以外，就一直喝二锅头。感冒8天就喝了两瓶多二锅头。”
下午1点半左右，记者来到生活区一层的医务室。医务室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靠里边的部分横摆着一张床，有一个药品柜和一张用来看病的桌子，桌上还摆着一本药品进货清单，墙上和桌上都没有行医执照。
在简短地交谈后，穿红色羽绒衣的年轻男子承认自己就是大夫。该男子没有对记者做任何检查，只是听了记者对症状的描述后，便开始开药。随后，该男子还证实，一般都直接开药给工人，也没有做什么详细检查。“来这儿看病的也都不是什么大病，开些药就差不多能应付了。”
采访地点：北京站
这里的民工没钱上医院
对于有家的人来说，北京站是他们出门和回家路过的地方，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找到工作、无家可归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北京站就是他们的家。在“常住”北京站的齐齐哈尔人王建民死于同仁医院后，记者昨天再次来到北京火车站，了解这里的“住宿者”。
之一：没钱治病，死在候车室
捡空塑料瓶、卖报纸、地图、乞讨等是候车室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多人都捡瓶子，一般每人一天能捡10个。一个瓶子卖1毛4，一天就能有1块4。”张大爷说。当记者问到“生了病怎么办”时，张大爷说：“1块4，刚好能买两个馒头加一包榨菜，哪里还有钱上医院？”
一位汪大爷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前年正月十四，他们中一个叫“二傻子”的人死在了第二候车室的椅子下面。二傻子生了“怪病”，全身浮肿，由于没有钱去医院治，病越来越重，吃什么吐什么。“我估计是饿死的。”汪大爷说。
之二：医院开了100多块钱的药，买不起
王士清“很有名”，一问“腋下长疮的”，这里的人都会告诉你在第二候车室能找到他。王士清介绍自己是河北霸州人，50多岁了，在家乡已经没亲戚了，就和老伴一起到北京讨生活。他告诉记者说，3个月前，他左边腋下长了一个疮，前后去过两家医院，医生说是火疖子，也开了药，但100多块钱的药费他拿不出，就只能自己买最便宜的药来涂，现在火疖子越来越疼。昨天记者见到王士清时，他老伴刚刚从小药房给他买回了药换上，他告诉记者涂的是“风油精和黑药膏”。当记者问他医院开的是什么药时，王士清没有回答，一个劲地说，他不相信医院。
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聚在一起聊天的民工们感慨地说，像他们这样因为怕花钱而延误病情的民工们非常普遍。他们曾经碰见过许多类似的病人，这些病人在刚发烧时，往往硬挺着不去看病，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到医院去，但这时小病已拖成了大病！
之三：民警有时给垫钱
采访中，一名值勤民警向记者证实说，北京火车站里确实经常有许多农民工由于营养不良、超负荷工作而患急病，可当他们将这些民工送到医院救治时，因为没钱，大多数人都被拒之门外。看到这些人挺可怜的，有时，他们会自掏腰包给垫上，可是民警也是挣工资的，自己看病都掂量着来，因此，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也无能为力。
院方观点
医院，也需要支援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外来务工人员就医难的问题，绝不单是医院能够解决的。虽然表面上看，这跟医院有最直接的关系，然而，症结在于更深层的社会保险体系和慈善捐赠系统的问题。医院，也需要支援！
她告诉记者说，其实每个医院每年都有大量的无偿救助重病人的案例，但医院从来不会在媒体上宣传。这倒不是要做无名英雄，只是医院顾虑到一旦传开，就会有更多的人以“没钱”为由，要求医院进行无偿救助。同时，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对“医院应该救死扶伤的义务”这一内容作出相关规定。即使是因为医院没有采取措施医治等不作为，而导致患者发生损害后果的，原则上，法律也不会追究医院的责任。
“其实谁都想救助更多的人，希望社会和谐，但是，医院免费治疗了，欠费的窟窿又由谁来补呢？”这位业内人士说。据了解，北京各大医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医疗欠费，急诊费、住院费都有大笔的拖欠。
而针对“看病难”的问题，她表示，从具体费用上来讲，急诊挂号费5元左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构成困难。
同时，这位业内人士也谈道，虽然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能“有求必应”，但医院应该做到的是另外四个字——尽力而为。直白一点，就是把“治病效果最好、用药费用最低”作为自己的目标。
典型采访
进退两难的“工地医生”
河南来京的“医生”刘万金在建筑工地上为老乡看病，但是，随着找他看病的建筑工人越来越多，他逐渐对自己的身份有了疑虑。自己行医是否合法？如果不能继续给建筑工人看病，那些没有多少钱的农民工能到哪里去看病，会不会重新选择路边的“黑诊所”看病？
工地医生“物美价廉”
按照刘万金提供的地址，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走进工地大门七转八拐后，看到一栋三层高的简易楼房，这里是民工们的临时住所。
这栋楼的对面也是一座三层小楼，而在该楼的第一层，推开一扇上面印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红十字的简易门，这就是刘万金的工地诊所，两张单人床，一只柜子，一张长条桌就是刘万金的全部家当。刘万金每天就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既充当办公室，又充当医务室的小屋里为农民工看病。
刘万金是河南新蔡县人，今年56岁，16岁开始学医，三十多年里一直在老家为四里八乡的父老乡亲看病抓药。
2003年，应当地一个包工头之邀，刘万金来到了北京，成了一百多名河南籍建筑工人的“专职医生”，这一干就是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里，他随着建筑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转战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上，他的基本工作就是为工地上的民工拿药看病，同时兼顾管理一下工地的卫生。
今年上半年，刘万金随着建筑队来到了东四十条附近的这家工地。他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每天至少要接待两三个病人，这样下来平均每个月要医治二百多名工人，除了所在建筑队的一百多人外，这个工地上其他建筑队的二百多名工人也来找他看病。
“不少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上医疗保险的可能性不大，来我这里看病就是图个便宜。”他说。
刘万金这样给记者算了一笔小账：一板普通的感冒通胶囊进价0.4元左右，他卖0.6元一板，或者1元钱两板，现在的多数医院和药店只是整盒地出售药品，并不零散卖药，而他可以应工人要求每次只开两三天的药量，根本不需要经过繁琐的看病手续或者收取挂号费。刘万金告诉记者，即使这样，90%的民工还是不能立即给付药费，多数是打个欠条，在月底或年底结算工资时再还上。
“工地医生”最担心自己的身份
据记者了解，除了刘万金所在工地的民工外，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也会来找他看病。对此，多数民工的理由是在一些医院看个小病手续麻烦花费高，一个小感冒要花100多元，而刘万金这儿只需要几块钱，而且刘万金的存在，更多的是发挥了“救急”的作用。
刘万金现在苦恼的是他的身份问题。实际上，刘万金只能向记者提供河南新蔡县卫生局2004年颁发的医师资格证书的复印件。56岁的他认为自己是合法行医，而且“自16岁开始行医，已有40年的经验”。他告诉记者，民工需要“工地医生”，他走过多处建筑工地，绝大部分工地没有医生，即使有医生也很少像他这样有资格证书。然而，刘万金对自己的身份却感到十分尴尬，他一直积极地向记者表示，如果政府能给自己认定身份，“只要经济许可，花上一两千办个手续也可以。”但是，他没敢贸然迈出这一步。这其中的缘由，刘万金告诉记者，一方面，和其他民工一样，他也只是一个来北京求生存的普通打工者，和别人相比，无非是工种性质不一样而已。“如果说我的行医资格只能在河南有效，那我现在在北京也主要是为我们河南人看病，这难道不可以吗？再者说，其他地方的人找到我，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刘万金更为担心的是，有关部门知道后，还能让他继续为民工看病吗？
民工：需要这种“工地医生”
记者在北京7个建筑工地进行随机采访时发现，接受采访的90%的外地民工对刘万金这样的“工地医生”表示乐意接受。他们表示并不十分介意刘万金是否具有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之所以需要刘万金，看中的是他的看病技术和“救急”作用。在他们眼里，刘万金无疑是自己的贴身“私人医生”。
木工李恒金是今年年初来到刘万金所在工地的，他曾让刘万金治过脚癣和感冒。李恒金还记得看脚癣花了两元钱，看感冒花了不到4元。
来到这个工地前他一直做建筑工人，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由“工地医生”治疗的待遇。每天四五十元的收入使李恒金在这个工地上算是收入最高的人，但是，他告诉记者，民工有了病，多数不愿意去外面的医院治疗，除了治疗费用贵外，排队挂号、买药和路途遥远等都是工人不愿外出就医的原因。
没有“工地医生”时，他和工友有了病痛就去工地附近的“黑诊所”看病，或者自己揣测着可能是什么病，然后去药店买药吃。刘万金的出现，使他再也没有了“有病乱投医”的想法。
卫生局：只为老乡看病也不行
根据北京市卫生局2003年颁布的《关于外埠人员来京申请执业医师注册的通知》规定，外埠人员来京行医，持有外省市《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需办理变更执业注册。新的执业地点注册主管部门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时，收回原《医师执业证书》，发给新的《医师执业证书》。
17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的有关人员，医政科的工作人员田宝忠称，持有外地行医资格证书的人员要在北京行医，必须办理医师执业证书。已有医师执业证书的，如果异地行医、变换行医地点必须重新在新行医地域的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未重新登记的人员，即使只为“老乡”服务，也是不允许的。
本报机动记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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