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深调研理财外汇宝危机 银监会遍发创新英雄帖

　　本报记者 韩瑞芸 上海、北京报道

　　12月6日下午，浦东国家开发银行大厦38层的上海银监局会议室。新近走马上任的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下称“新协办”)负责人李伏安带领一个调查组，听着八省市银监局干部有关银行创新的监管工作汇报，收集对银行创新监管的意见，记下了外资银行在业务创新方面的多种优势与问题。从这间会议室抬头向窗外望去，以“汇丰”二字冠名的高楼近在 咫尺。

　　当日上午也是如此。16家中资银行在沪分支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被召集起来，争议业务创新的难点。发言者都不忘与外资银行作比较。

　　“银监会领导一开始就提醒我要去了解市场，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直接、充分地与市场前沿、监管第一线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市场的实际状况与需求。”李伏安说。

　　创新：低水平还是高水平？

　　新协办几乎全体出动。

　　12月6日、7日，另外两位副主任段继宁与张光平也来到深圳。兵分两路但任务相同。有两个会议等着他们召开。一是与沪深两地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相关负责人的“业务创新动态座谈会”；二是与东部、中南部银监局有关银行业务创新的区域性监管工作会议。

　　调查组准备了四道开放式问答题供银行界人士探讨。

　　——当地企业和个人对银行服务有哪些需求？银行目前所提供的服务能不能满足这些需求？银行对创新的理解究竟怎样？

　　——商业银行在创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上有什么困难？需要监管层如何帮助解决？

　　——商业银行对新产品新业务的风险控制力如何？这些创新产品是帮助银行增强了竞争力还是产生了更大的风险？

　　——证券、保险、税务等其他机构对银行创新产品的开发是否有限制？

　　针对上述问题，调查组还要求与会银监局指定专门处室或专门人员实地调查后形成详细书面调研报告，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这些工作都必须在12月底完成。届时，银监会将据此研究确定新协办明年的工作思路和重点。

　　“凡是市场需要的银行创新，监管者都要充分重视，努力达成。”李伏安认为，只有先“带着耳朵”认真倾听市场前沿及监管前线的意见，监管当局才能有发言权，新协办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虽然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得到了与会银行界和银监局人士的赞同，但国内银行有关业务创新的种种困扰积留已久。银行目前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认识不够，盲目争夺客户，盲目开发新产品；信用卡业务严重落后于国际，严重落后于市场，但风险却大量积累；银行技术支持能力不足，普遍没有建成数据仓库；公众的金融知识教育也是严重缺乏。

　　那么，新协办的工作究竟该从何入手？

　　

理财风波催生“新协办”

　　不少银行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新业务开发周期太长，成本太高，银行普遍等不起耗不起，因此作罢。

　　以某国有银行上海分行为例，这家分行通常不会主动进行产品创新，而当创新成为当地客户的普遍需求时，分行不得已才会向总行报告。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及客户需求差异，总行并不一定会理解分行的创新举动。即使这种创新得到了总行的允许，也需分行提出完备的产品开发报告，经由总行上报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审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报监管二部审批)。

　　然而，按机构监管设置的各个部门平时忙于银行现场与非现场检查，未必能做到对每项创新业务都能立即响应，深入了解，及时协调制定出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政策。

　　于是，银监会组织了一个非常设机构——市场准入工作组——对新产品进行调研、问讯，再报相关部门审批。而银监会内部各部门因为对同一产品的风险认识有所不同，审批标准、审批程序也不尽相同，审批结果也往往南辕北辙。比如人民币

理财产品，股份制银行的放开速度就似乎远远快于国有银行。

　　“制度过严、程序复杂，已成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业务创新的共同难题。这让银行在创新业务上有了畏难心理。”某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人士如此表示。

　　“简单被动的防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调查组成员一致这样认为，新协办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国内目前开展的创新业务进行深入摸底，形成专门的产品业务报告并出具相关风险提示，供银行监管部门决策时参考。该部门将不设处室，只按研究课题设置职务。比如，证券化、银行基金公司等综合性经营、衍生产品市场风险、电子银行和网上银行、信用卡、公众金融知识教育等职务。

　　新协办虽然是直属于银监会的一级部门，但不直接审批业务，只是对新产品进行跨部门协调，并提供技术支持。故而，该部门筹备时被定名为“创新业务监管协作办公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喜称其为“新协办”。

　　有业内人士猜测，该部门的成立与去年底今年初国内理财市场风波不无关系。是时，多家股份制银行被批准开展

人民币理财业务。后因此业务在实际开展中有变相高息揽储之嫌，银监会继而以风险提示和部门规章等形式加以规范。业内人士认为，这场风波暴露了银监会内部监管协调的问题。

　　而“新协办”自今年6月开始筹备，10月底便正式成立，足以表明银监会及时纠错的决心和决策的果断。

　　“外汇宝”危机之后的“英雄帖”

　　当然，银行创新难并不仅仅因为监管的问题。

　　在香港银行界工作多年的陈润玲现就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资金及市场部总监。来上海一年多，陈始终看不透一件事。她不明白为什么上海每家银行的产品都是一样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如“外汇宝”之类实际上使银行赔钱的业务却生生不息。更让她奇怪的是，很多银行竟然不知道“外汇宝”正在赔钱。

　　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则一语道破天机。“营销的目的通常是拉存款，而不是为了赚钱。”她表示，“外汇宝”之类的产品目前仍有生存空间，是因为大多数国内银行正在实施的内部考评体系很不健全。银行通常只考核存款指标，只考核“外汇宝”的交易量，却并不考核利润。

　　这种做法给银行埋下了危机。

　　“第一，与外资银行在创新理念上有差距；第二，对创新有畏难心理；第三，对新业务缺乏相关的专利保护，致使一家创新家家跟进。这三方面原因使银行创新只停留于口号，没有实际行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电子银行部一人士认为，监管层没说不允许做的业务，外资银行在国内都想试试。而国内银行只做监管层明令准许的业务，不知该怎样去创新，对监管风险也最为敏感。这就是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最大不同。

　　对于商业银行的种种疑问，调查组表示，监管层要努力在监管程序和方式上降低银行创新成本，并对创新产品提供适当保护。监管与创新并不矛盾。监管不只是等于审批加限制，而更多的是要沟通并提供必要的风险提示，要适时调整监管政策。

　　“如果你是某项产品的专家，而国内银行也正需要这项新产品，我们可以请你到银监会来工作数月或半年，直接参与研究、推广该产品和制定相关法规。”李伏安向银行界发出“英雄帖”。

　　调查组同时提醒商业银行，创新与技术投入有关，银行只有开发有相当技术含量的产品，并树立起品牌，才能使得别人无法抄袭自己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