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演变成为质疑改革年 2005进进退退话改革

　　□赢周刊记者 赵瀚之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温总理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2005年定位为中国的“改革年”，在这一年的尾杪上，梳理一年来改革的全局大势，心情并不轻松。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已经绵延持续了27年，与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份大抵相当，改革这个词，与它所指和能指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在经历了1/4世纪演变后，也正面临着注入新鲜内容的强烈需 求。与强力推进改革相伴生的，是社会对于改革本身的空前质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除旧布新的愿望背后，是缝补与休整的无奈现实与挣扎。

　　“改革年”演变成为“质疑改革年”

　　2005年几乎是中国改革最多遭受质疑的一年，质疑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按住了这头，又翘起那头。“中国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与之相伴的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醒目的专题策划，要求重组改革，反思改革，甚至于要求终止中国的整体改革。在这些质疑声浪背后，是社会要求朝野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呼声。

　　与此前对于改革的质疑不同，2005年的质疑改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种打上了深刻意识形态烙印的观念之争与道路之争，而是理性地返归到了改革的现实实体，是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但越是这样，就越显示出中国改革已经歧路重重，已经临身到了十字路口上，必须有所扬弃，有所抉择。

　　而三大改革在这一年露出的败相，则为对于改革质疑的声音提供了足够的现实和理论支撑。

　　7月29日，顾雏军和他的助手被司法部门拘押，为起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而郎顾之争背后蕴涵的抵制和反对当前国企改革的背景，则由是得以彰显。它更被一部分社会群体理解为，中国的国企改革，以这一标志性事件宣告了它的失败。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宣布，大型国企禁止实行由管理层收购的MBO政策，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国企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止，甚至加快了中小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速度，但此前一阶段以来国企产权改革中大量存在的问题，却全面暴露出，国企改革进而被上升到整体层面的改革本体，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舆论与社会基础。

　　8月29日，教育部的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本来计划是由分管财务、主管国家

助学贷款的副部长张保庆介绍以国家助学贷款为重点的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但张保庆抓住话筒后，却用浓浓的河南话制造了满场硝烟。“有的省委领导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品学兼优的概念……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元都出去了，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我对银行行长说，以前没有助学贷款呆坏账的时候，其他的呆坏账几千亿元，你怎么不说呢？”“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去年新学期开始前后，他曾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和网民在线交流时明确提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办学宗旨，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是开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教育问题反思风暴，随后不久，张保庆退休离任。但由内部人“造反”掀起的质疑教育改革风暴，却启发中国人开始反思20多年来的中国教育改革问题，“国企改革就是工人下岗失业，教育改革就是孩子读不起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被化解成为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从此增添了更多的切身出发点。

　　而在更早之前的6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公布了一份课题报告，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如此之低：“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该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国的改革被迫在扭曲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这就是中国目前改革的现状。

　　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人之质疑改革，还带着事不关己，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情怀的话，2005年以来对于改革的质疑，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健康养老和家庭福祉。如果再加上7000万中国股民对于全流通的

股权分置改革之质疑，就很容易使人对于整体改革本身，提出从个人切身利益出发的质疑与声讨。而这些质疑与声讨背后，其所指向的，无一例外是中国整体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再造改革合法性的尝试与努力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

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改革的共识所剩无几，但“改革”的合法性需要调整和再造，“改革”本身需要改革，却在中国上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实际上，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实际上，这不是某一项改革失效了，而是改革整体出现了问题。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现有改革模式需要调整，使多数人受益；改革需要纠偏。归结起来，就是改革需要再造，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来取代20多年来的这一个改革，在终结的地方开始。

　　2005年，许多方面的努力显示，这正是一个作为终结的开端。

　　从三角形到多边形，从特权向平权全面转折。年初的两会上，国家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这四大板块取代原来的三个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权时代正在终结，一个全面平权的时代迈开了它并不轻盈的步伐。

　　这其实是一个“一揽子发展规划”，把整个中国都包了进去，九州之内，无远弗届。东南起于福建、广东，延而及于西北、西南、京津以外至于鸡冠的东北，合龙托起中部盆地，一种整体上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三角形结构正演化成为一个多边形，而在这种演变背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明显地出现了调整与转折，清楚地昭示出，20余年局部中心化发展模式正向整体平面化发展模式转型。

　　从“先富”到“共富” 的转折。10月份，国家开始编制审议“十一五”规划，认为该规划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发展路径上的“舍弃两端，取其中间”策略。通俗地说就是，既抛弃极“左”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又抛弃极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取中间路线，从“先富论”过渡到社会共同富裕的路线上。

　　20余年前，邓小平复出，当国理政，进行国家改革，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发展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于当时情势下的一种让步和妥协，通过部分开放部分守成，以获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力量对其改革的支持，亦即获得改革在现实政治中的合法性。

　　但这一路径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催生出经济领域里的双轨制，而双轨制发展的必然走向无疑是合流，而不是制度设计初衷里的双轨分离，各行其道，这一合流的直接影响就是模糊了在现实实践中权力和经济运行的边界，形成广泛的政商合流，官商勾结，形成具有绝对控制力量的利益集团，而在当前以零和博弈为主的运行模型下，集团利益的增长就直接意味着广大“散户”利益的受损，从而形成一种多数人输出的供养机制。在现实层面上就表现为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内需求不振，直接拉低经济的长远增长冲量。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富论的提出，可谓意义重大，是我们沿用了20多年的改革路径之终结的开端。

　　从“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转折。“十一五”规划受到普遍关注。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于中国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的未来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但科学发展也应成为一个“硬道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等，都成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这些关键用词描述的就是中国的新发展模式。而政府职能的转折，也成为新执政集团的发力要点，“十一五”规划增加了人文和社会指标，如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将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而此后的发表民主白皮书，高调纪念胡耀邦，都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单腿走路的完善与补充，一句话，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岁将尽，万事从头。从全局和大势上说，2005年表现出了修复改革合法性的挣扎与努力，无论它表现在形势层面上的是质疑，深化还是转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要给改革本身注入新内容，一个“改革”，它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005年，其内容和实质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和表达。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旧改革的路径，已经在显示出它趋于终端的迹象，而这一年，则就成为了这个终结的开端。

　　同媒体系列文章：

　　2005年政策演义选辑

　　背景：

　　刘国光：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刘国光：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 改革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