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寻求自我超越中起舞

　　本报记者 王斌 发自上海

　　“小时候我常听爸妈说：‘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我则说：‘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跟印度的小孩正在等着抢你的饭碗。”

　　当《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曼(Thmoas L.Fried man)在其最新著 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写下这段对女儿的忠告时，他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毫不讳言地指出，自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就开始享受到一个“铲平”的世界竞技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世界其他国家也由于中国的加入不得不开始跑得更快。

　　技术创新才有发展空间

　　来自国家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的资料显示，2005年是加入WTO后我国履行关税减让承诺、较大幅度降税的最后一年，涉及降税的税目共900余个。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5.6%降至15.3%，工业品平均税率由9.5%降至9%，所有非关税措施已取消。

　　在关税大幅下降之后，如何打造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以汽车行业为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在WTO后过渡期关税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一些跨国公司有可能调整对华投资策略，以直接进口整车和零部件贸易替代本地化发展战略，国产汽车的发展空间可能受到挤压。从这一角度而言，缺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汽车工业，其兴衰存亡仍面临重大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理事长干春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困扰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而由于中国企业缺少独立自主设计开发的新技术，产品陷入销售量大幅下降的发展瓶颈。有关资料显示，到201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各地方政府需要正视汽车产业的盲目投资问题，而企业则要将重心转移到自主开发领域。

　　而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永看来，进入WTO后过渡期，关税大幅下降，开放程度不断加强，不仅仅是汽车产业面临更大冲击，其产业困境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也要放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来考虑。“目前，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美国位于第一层次(以核心技术为主)，西欧位于第二层次(以装备技术为主)，日、韩位于第三层次(以加工技术为主)”，朱永说，“而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于第四层次(以装配技术为主)，中国企业只有技术创新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服务贸易”攸关经济安全

　　在中国开放服务贸易进程的时间表上，2006年的关键词是银行、保险、电信、分销等领域进一步深度开放，外资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限制将逐步取消。此外，批发零售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务、仓储服务等领域也将成为外资进入的新领域。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曾撰文指出，具有全球竞争实力的外资银行、保险、商业、运输和电信巨头扩大在华投资和经营范围，将使缺乏足够竞争力的国内服务业面临较大的结构调整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这些长期处于垄断行业的本土企业，在压力之下的“倒逼”改革，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扭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也在其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国有银行状况的改观目前仍然主要是政府动用资源支持的结果，与其自身努力关系不大。

　　然而，按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进程，2006年,我国将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而保险业则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有业内人士指出，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将在高端市场和人才方面与我国本土企业展开激烈争夺。此外，随着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比重上升，营业网点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对银行、保险等金融领域的监管能力也将受到挑战。

　　与此同时，伴随着通信业务领域的开放时间表，中国电信管理体制与企业竞争机制仍需改革。国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信息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认为，随着国外电信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电信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监管部门应建立公正、公开、公平、透明的管理机制，依法监管、规范市场行为，以实现电信企业间的公平有序竞争。另一方面，则要加快电信立法进程，尽快出台《电信法》，提供有效的法制保障。

　　面对服务业开放进程不断加快，相关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引起有关专家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表示，服务业开放的难点在于中国与国际的相对水平差别更大，因而由这一领域开放可能带来的现代服务业外资垄断的可能性也更大。张幼文认为，由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与各类知识服务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更广义上的国家安全。

　　政府“入世”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咨询部主任冯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在WTO后过渡期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政府能否尽快转变职能，提高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冯军认为，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及对各种危机的预见、应对、处理能力都是十分严峻的考验。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例如外资分销企业进入中国，对政府的冲击就远远大于对企业的冲击，表面上看外资企业影响着中国内资分销企业的生死存亡，但本质上却是对政府整个管理体制的冲击，包括内外贸分离，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及区域市场壁垒等问题，都将考验中国政府能否在后过渡期内迅速与国际接轨。

　　“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面对的挑战绝不仅仅是国际规则引入以后，国内企业因应对能力有限而造成市场份额巨减的问题，”朱永告诉记者，“各级政府对国际规则的理解程度，也会影响这些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在冯军看来，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诸多严峻挑战，要开始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冯军表示，所谓主动权，对内是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包括保护关键领域产业安全的应对方案以及应对贸易摩擦的机制等；对外则是在WTO新一轮谈判中，开始借助中国这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及影响力，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新的WTO规则的制订，从而建立起一种扩大对外开放与增进国家权益之间的平衡机制。

　　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在WTO后过渡期，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外部市场对部分产业及行业的冲击力度也明显加大。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指出，未来几年，其他WTO成员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来自国外的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将成为国内出口产品在后过渡期承担的主要风险，而一些国家频繁使用质量、技术、卫生、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给中国贸易环境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和可变性。

　　同时，在WTO多哈议程的谈判中，中国也面临着新一轮谈判的市场开放压力。冯军透露，在明天开始的WTO多哈回合香港部长会议上，我国将关注的一个谈判焦点问题是，能否尽快建立服务贸易的保障机制，这一提议有可能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响应，但是目前的难度在于服务贸易作为无形贸易，其损害、威胁程度的普遍认可的指标仍无法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