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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辉
福轲说，“知识就是权力”。遗憾的是，当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却将它改写成“权力就是知识”、“权力大于知识”的现实。
近日，某大学出台了一个教职员工的津贴标准，标准规定：教授的最高津贴为一年3万
元，而处长的最高津贴为3.6万元。副教授的最高津贴为1.8万元,而副处长的最高津贴为2万元。
福轲的断语是用一种后现代的眼光，来打量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同时也是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异化的批判。但摆放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却反讽地将福轲的“异化的批判”上演成“异化的现实”。据了解，上述大学里的这个“规定”在中国高校中绝不是个别偶然的存在，而是一个习焉不察的普遍现象，只不过上述大学的“规定”更加直白露骨而已。
教授与处长的贡献究竟谁大？老实说，谁也说不清。事实上我们既不能主观地断定教授就一定比处长的贡献大，也不能武断地推定，处长的才华就一定逊于教授。本来，评上教授与当上处长应该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也各有不同的指向和评价坐标。但眼前的现实却是，两股道上的车正在相互抢道，坐上教授的车想占处长的道获利，当上处长的也想挤进教授的道沾点虚荣。结果，便演绎出上述“教授小于处长”的当代寓言故事。
究其缘由，道理很简单，正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教授当上一个副处长，其争取学术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当上‘长’再反过来做教授，则要容易得多。”
也就是说，一旦权力介入学术，权力便大于学术，学术也自然甘拜下风，因为权力不仅左右实利资源，权力也决定了学术资源的分配。据了解，现在各个高校中凡是学术带头人的还真难找到几个不带官衔的。
更为严重的是，权力掌控了学术的发言权，垄断了学术评审的话语权。一旦有人盘踞于这个学术的制高点，则权力就会对学术造成难以言说的伤害和扭曲，直至非官学者面对不公则只敢怒而不敢言。
那么，这种学术官僚化的扭曲现象是谁造成的？一言以蔽之，是大学的行政级别的制度安排使然，是学术评审的行政化的微观机制使然。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里，
这个学术评审的机制就是举目的纲，它的公正、健康与科学往往决定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活力与学术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评审机制的公正与科学也是一种生产力。因为机制设定得公正和科学，某种意义上也能纠正体制安排的缺漏和失当。有鉴于此，笔者倡言：从建设健康的学术评审机制做起，尽早废除学术评审的行政化机制，实行行政回避制，校内、所内回避制，代之以专家匿名评审制。如此，既可以降低学术官僚化的企求，也可以阻断官僚学术化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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