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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扬
浙江武义报道
党委、村委、监委——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三委的招牌并列而立。
在村民眼中，刚成立一年多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权力很大，监委会主任现在成了后陈村最有头有脸的人物。“第一任监委会主任张舍南名气很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采访他很多次；第二任监委会主任陈广达也不差，村民有事不上访了，专找陈广达。”一个后陈村村民说。
因为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后陈村的变革不仅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也成为第3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12月2日，记者跟随中央编译局的项目调研组进入武义县。
分权治村变革
变革一开始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年来，随着武义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越来越多，而约束村干部权力的制度和监督却十分薄弱。
后陈村所在的白洋街道，仅2003年就查处了5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尽管严厉查处，村干部仍“前腐后继”、不断因经济问题翻身落马。由此引起的干群矛盾愈演愈烈。斯时，后陈村上访量居全县第一。
新任村支书胡文法临危受命，他的一个做法引起了县纪委书记骆瑞生的关注。胡文法建立了一个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对村两委的每月财务支出进行审核签字，这成为后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雏形。
2004年6月，由骆瑞生领衔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指导组进驻后陈村。蹲点后陈的一个多月里，三委分权的治理架构在骆瑞生心中慢慢酝酿。
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外引入独立于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力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建立一个闭合式的分权监督系统，监委会行使的监督权和党委的领导权、村委的行政权分立，使它能够“不依赖于外来权力支持和人的因素，自主运行”。
后陈村的变革最终被概括为“两项制度，一个机构”，即为《村务监督制度》、《村务管理制度》以及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
原先的上访领头人张舍南成为第一届监委会的主任，而村监会的另两个成员在村民代表中选举产生。(不能是村两委成员及其直系亲属)
监委会成立之后，后陈村各种破陈出新的故事在全国媒体上广为流传。监委会和党委、村委的博弈也被武义县的领导们津津乐道。
村里建厂房运沙，村委会内定价格是18元一车，但监委会要求公开投标，结果变成了4.49元一车；村里的招待费明显下降，去年全村招待费开支8000多元，不到以前一个月的支出。据统计，自监委会正式运作以来，直接为该村增收节支90多万元。
全面推广的阻力和动力
作为地方的一项创新，在县纪委的强势推动下，到2005年底，全县已有558个村完善了两项制度，建立了村务监督机构(目前仅有3个行政村未建立监委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评价说，后陈经验堪称诠释中央17号文件的现实之作。
然而，后陈经验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在白洋街道的其他村子，很多持异见的书记、村长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且不说村干部腐败的问题，有些默认的行事规则因为两项制度的建立而不得不废止。”白洋街道办主任钟晓谷向记者举了个例子：
上级领导来村访问，一般要买些香烟招待：市级领导软盒中华、县级领导硬盒中华，街道领导大红鹰。这在以前的白洋街道是惯例。此外，找个饭店集体吃一顿是免不了的。
在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之后，村里的各项支出都要经监委会签字才可以报销。上级领导来了每人吃饭标准7-10块钱，村干部要招待可以带回自己家吃饭，进饭店超支了自己掏腰包。
“不排除有的村会走过场蒙老百姓。”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告诉记者，县里成立了考核小组，对所有推行后陈经验的村子进行考核，而考核结果与乡镇领导的政绩挂钩。“要发动群众推行变革，辅之以政绩考核，才能推行下去。”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了解两项制度一个机构的含义，但他们知道监委会可以监督书记和村长，有问题可以找监委会主任。他们正是改革的最大推动力。
瑶村以前的上访专业户廖分水，对于监委会的成员构成还有些意见，村务监督小组成员由以前卸任的村领导组成。“监督小组的人都是党员，最好让普通村民进入监督小组，这样我才放心。”廖分水觉得，党员和村党委实则一家，很难做到有效监督。
村民汤子敦另有担忧，监委会现在管住书记、村长了，会不会权力越变越大？又有谁来管监委会的人呢？
监委会与两委的公信力竞争
骆瑞生，是后陈改革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已经48岁的他曾有过工作调动的机会。
“后陈的改革我是一步步看过来的，村务分权制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码要三年才能在武义真正推广。”骆告诉记者，在这之前，他不会离开武义。
社会各界对监委会的创新有褒有贬，也有领导说是形式主义，骆都曾一一回应。记者将瑶村村民的担忧转述给骆瑞生，他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在骆看来，瑶村今年6月刚刚开始改革，自然有很多东西跟不上。因为人口少，懂得村务的人不多，而党员有其管理村务的经验，在缺乏人手的时候，进入监委会是权宜之计。
据记者在白洋街道了解，大部分村的党员都进不了监委会，和村委、党委有联系的村民也没有被选为监委会成员。倒是以前的上访者因为经常和书记、村长唱对台戏，有很多进入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至于对监委会自身的监督问题，骆瑞生强调了村民代表的监督作用。按照后陈《村务监督制度》的规定，只要三分之一以上村民联名，或党支部作出决议，都可以提请村民代表会议来表决——是否对监委会成员撤换和重新选举。
而监委会与另两委之间的争议也会由村民代表会议来裁决。骆瑞生举例说，一项由村委会作出的花钱决定，监委会认为不合理，就可以提请村民代表会议决断。
倘若监委会意见被采纳，则村委会的公信力会下降，村委就可能被改选或在下届选举中落选；与此对应，倘若监委会意见被否决，则证明村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监委会的公信力就下降，监委就可能被罢免或在下届选举中落选。
教育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浙江调研基地主任卢福营认为，制度一旦运作，就会以其自身固有的逻辑向前演绎。但是，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不可避免，现有的权力场和利益分配格局势必会导致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和变异。因此，要使村务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发挥积极效应，“武义县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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