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

　　编者按：关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我们以往听到的主要是国内和欧美学者的声音。基于“兼听则明”的考虑，本期特别辑录了三个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之一)关志雄：中国崛起有益日本

　　中国崛起正在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实惠，支撑着经济萧条时代日本国民的生活

　　在讨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经济影响的时候，正如“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观点所反映的那样，绝对价格的变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日本对华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一相对价格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收入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中国贸易条件恶化有益日本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自身贸易条件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依照自身的优势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前，中国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所有的东西，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便放弃了这种大而全主义，而按照市场机制来运行。根据自己的优势，中国在增加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增加了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受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出口主导型的发展导致了中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由于中国没有公布有关进出口价格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确认贸易条件恶化到何种程度，但是人民币中长期的大幅度下跌倾向提供了贸易条件恶化的有力证据。

　　与中国的情形相反，由于日本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两国处于互补关系。换言之，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技术密集型产品价格，而日本的贸易条件则正好是分子与分母颠倒过来。受此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日本贸易条件的改善。对日本的消费者而言，来自中国(以及与中国竞争的国家)的进口产品价格便宜，从而使实际收入提高，对企业而言，由于投入价格的下降和产出价格的上升而使利润增加。

　　间接影响强化直接效果

　　若从更广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崛起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影响，那么除了上述直接效果之外，还必须综合考虑其对日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和进口价格的间接影响。首先，日本的对华出口与对其他地区一样，以机械类为主，中国的需求扩大应该能够抬升整个日本的出口价格。而在进口方面，对于那些与中国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供给的扩大势必导致日本的进口价格下调。

　　诚然，在类似石油等部分产品方面，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纯进口国，中国进口的扩大必将推动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但是，由于其进口量目前占整个世界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影响有限。这样，间接效果将强化直接效果，日本获得的整体利益将进一步超过刚才的测算结果。

　　因此，中国的崛起由于自身贸易条件的恶化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改善，正在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实惠。可以说，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收入转移正好支撑着经济萧条中日本国民的生活。

　　作者：关志雄(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出处：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网站关志雄个人主页“实事求是”专栏

　　(之二)内藤 康：中国崛起与

中日关系

　　日中两国保持有序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自己国家的崛起，更应该是面向整个东亚社会的崛起

　　“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接到这样的稿约时，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问题是，中国的编者和读者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假如我主张“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话，可以想象，会引起他们“日本既然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那我们也不承认日本的崛起”的反弹。

　　经济上欢迎，政治上警惕

　　诚然，无论是笔者个人，还是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尚未到达对中国的崛起抱无条件欢迎态度的程度。但对于中国的崛起，就经济层面而言，曾经喋喋不休的“中国威胁论”似乎已静了下来。因为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在钢铁、建筑机械等行业，日本企业蒙受了恩惠。“日本与中国经济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普及。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舆论，认为在政治，特别是安全保障方面，中国依然是威胁。

　　东亚“两强”如何相处？

　　近邻国家易生龃龉，甚至刀戈相向，从来如此，并不少见。譬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历史上的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法国，相互间就发动过对地区主导权的纷争。可是，日中之间却在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中，第一次迎来了“两强”时期。抱着鸦片战争以来偌大心理创伤的中国，试图一举摆脱精神负重，把“复仇”的对象锁定为日本似乎倒也顺理成章。然而日本尽管历经十年的经济低迷，但毕竟在亚洲最早取得现代化的成功，战后又从一片瓦砾废墟中复兴，一路坐成世界老二的经济大国，这种自尊也不是说扔就能轻易扔掉的。

　　但是，这种“两强”关系的归宿，决不能导致双方的对立加深，冲突再起。邓小平等前辈留下的“日中友好”遗产的精髓，我以为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进而，即使把对方定位成竞争“对手”，也应当以良好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为目标。因此，上至领导人，下到普通国民，不断加深、强化一种日中间稀缺的东西，即彼此的信赖与情感至关重要，为此，两国都应当致力于创造有利于此的环境和土壤。首先，对于历史问题等悬案，应谋求一个恰如其分的着陆点，继而激活两国间从首脑到民间各个层次的交流，共同构筑一种面对面、心对心的简单而又切实的双边关系。

　　在这个基础之上，推进以经济为中心的一体化进程，强化互补关系，使日中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能为两方带来双赢的效益。进入今年，日本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高速的发展为由，确立了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新增贷款在2008年之前停止的方针。事实上，在表面的说法背后，也有诸如围绕新干线技术引进问题，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反对运动，对于来自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中方表现出的拒斥反应，反过来刺激了日方感情上的反弹，也许才是ODA被叫停的真正原因。

　　此前日本提供的ODA，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谓“功莫大焉”。今后，在新干线和环境技术等领域，其实完全可以由日方提供技术，中方在消化、活用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使双方共同受益。然而，类似的经济互补关系的建立，如果不克服相互间的不信任和互厌的话，恐怕无从谈起。

　　探寻东亚崛起模式

　　总之，最终有必要在东亚社会共同摸索一种理想的“崛起”的模式。笔者以前也曾撰文指出，崛起的归宿决不能像“大东亚共荣圈”那样建立在一国的霸权之上，其指向必须是“和平、民主、多元”的共生形态。其中，日中两国保持有序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自己国家的崛起，更应该面向整个东亚社会的崛起。通过日中的竞争与合作，共同为东亚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果我们能共享这种共识的话，类似“日本能否接受中国的崛起”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为什么不去促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呢？

　　作者：内藤 康(日本媒体工作者、作家)

　　译者：刘柠

　　出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世纪中国》网站

　　(之三)五百旗头真：中国崛起，对东亚意味着什么？

　　中国崛起后的东亚格局不是昔日“中华秩序”的复活，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自由、多元的世界

　　东亚国际关系的构图正在变得令人眼花缭乱。有必要先回忆一下这个地区历史的基本形态：中华帝国居高临下，其王朝大体上重复着两百年隆盛与百年混沌的历史周期，周而复始。在兴盛期，帝国扩大，整个东亚几乎都被置于其治下，或成为朝贡国。而大海对面的岛国日本，异例地保持了自立，在引进中国文明的同时，繁育了独自的文化。但是，在日本坐成与中国比肩而立的帝国之后，却没能为东亚带来“两极”体制。

　　近代：日本引领东亚

　　到了近代，发生了一个大的变数：以英国为先锋的、经历了产业革命的西方列强蜂拥至东亚，加速了清朝的衰退。反应灵敏的日本，终结了幕府体制，构筑了明治中央集权国家，迅速地完成了近代化。机缘巧合，因为中华帝国的百年混沌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刚好在同一时期发生，所以，从1890年代起一直到迎来21世纪前的数年，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占据了主要位置。

　　而随着历史上“例外”事态的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地图也处于变动之中。

　　作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在1930年代，欲在东亚构筑排他性军事支配体系，这成为历史的大转折。对于强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日本陆军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避免的：一是东亚地区的共产主义化，二是美国在亚洲的扩张。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是日本无止境膨胀的军事力量，使这两桩都变成了现实——日本战败，二战告终，不但日本被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且中国的共产革命即将取得成功。

　　中苏同盟—日美同盟，这种东亚既成的冷战模式，在1971年，由于美中接近而宣告终结。面对当时苏联的威胁，美、中、日三国协调机制应运而生。在这种机制下，中国的内政发生了决定性的重要变化：70年代末，邓小平收拾了文革残局，树立了面向国际市场经济打开国门的“改革开放”路线。

　　20世纪的最后20年，呈现出强势的日本经济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局面。77年，以所谓“福田主义”的形式，日本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将贡献于东南亚的发展和稳定；79年，大平首相承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进而，到了80年代，在东亚出现了由日本、新兴工业经济区域(NIES)、东盟(ASEAN)和中国构成的“雁阵”发展态势。日本通过贸易、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形式，支持东亚诸国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成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助一臂之力。

　　最近十年：中国重回东亚中心

　　经过10年光景，中国终于经受住了苏东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冷战终结的考验。不同于东欧的是，在共产党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已然深化，旨在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被称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成为可能。92年到93年，日本“泡沫经济”露出破绽，陷入了长期萧条。而与此同时，美国则把IT革命送上轨道，领导了“全球化”的潮流。这为中国创造了绝好的机遇：就像超越了现代有线电话网，使移动通讯得以普及一样，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断提高技术与劳动的资质，一跃成为向美、日提供商品和部件的“世界工厂”——值此，东亚的“雁阵”模式告终，代之以多极发展的势头。

　　给中国经济带来“大跃进”的最大要因，在于跻身国际大系统，并灵活运作。作为邓小平路线成果的WTO加盟及2008年北京奥运，在国际社会中象征着中国的成功。相反，如果背朝国际大系统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则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美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

　　尽管过去曾把政治环境消极地定位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手段，但由于在政治层面上，积极改善以对美关系为首的国际环境，中国已经上升到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其“新思维”外交战略于97年发端。以9·11为契机，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成为美国的协力者；与法、德、俄不同的是，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克制“讨伐美国”的声音，不做声地网开一面；其后，又应美方请求，出面做北朝鲜的工作，让金正日坐到国际谈判桌上来；同时，与东盟(ASEAN)相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国正甩开百年低迷期，重新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位置。

　　中国的成功能否持续？是否意味着“中华秩序”的复兴？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民主化？伴随着经济跃进而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实力意味着什么？如何正确把握东亚新型国际关系的方向，日本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所有这些，是隐藏在北朝鲜课题之后的、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时而听到关于“中国的‘泡沫经济’即将破灭”的指责。可以肯定，20年以上的高度成长总会有一个尽头。虽然一度身体前倾、踉跄不已，但调整步伐后，还能再前进，这才是有“后劲”的经济体。经济发展产生中产阶级，社会走向多元化，民主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目前，中国试图在一党支配下推进民主化，而当这种玩法越来越难、走到极限时，中国政治将如何“超越”，备受瞩目。

　　今后的中国，有可能成就不逊于历代王朝兴盛的繁荣与富强。但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不同的是，东亚的国际关系，将只构成全球大系统的一角，东亚也不复是昔日“中华秩序”的复活，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自由、多元的世界。?

　　文：五百旗头真(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译：刘柠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