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1：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和一群草根的成长

　　温州，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在敢为人先的温州人推动下，温州鞋成为了标记为“中国制造”的冲向海外数量最多的产品之一。自然，温州也成了我们选取作为解剖中国制造业悲惨前行的最佳“样本”。

　　“一小撮”想融入世界的温州商人，如“洪水猛兽”，以所向披靡的顽强创造性地迅速强占市场，也以破坏性的速度迅速毁掉市场。正是他们，在将自己推向国际市场的负面， 而这种来自民间的创富“运动”的激情背后，则是悲怆性的成长和自我消耗力量的释放——温州鞋业的浴火重生

　　“本店没有温州货”、“本店不卖温州鞋”。标榜商誉的提示标语挂在商场门口，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顾客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常常可见的抵制温州货的告示。

　　“如果不是武林门的一场大火烧了我们的鞋子，说不定我的商场还没有开得这么大。”卖鞋出身的章庆洪如今已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鞋商和江苏省很有些名气的

商业地产老板，他的创业经历和心头之痛——“杭州武林门事件”，至今让他无法释怀。那是1987年的一个冬日，一群戴着大盖帽的人把一箱箱簇新的皮鞋倒进大火，章依稀记得。

　　时至今日，浴火重生的温州鞋业再度迅速发展，温州如今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有统计表明，温州市上万家制鞋企业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业已形成了年产值达1000亿规模的产业链，解决当地就业人口40万余人。这也得到了当地历届政府的重视，并不得不承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温州鞋业不仅重新在国内名声再起，也漂洋过海，成为冲向海外的数量最多的标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之一。以俄罗斯为例，它是中国鞋类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04年，浙江省对俄罗斯外贸出口11.6亿美元，其中，鞋类产品约占2.4亿美元。2004年，浙江省240多家开展对俄罗斯贸易的制鞋企业，温州企业约占80%。目前，官方统计在俄罗斯的浙江商人有两三千人。“实际上这个数字相差十倍”，一位鞋商说。

　　温州，东汉被称之为东瓯国，因为地处东南一隅，隔江隔海，山峦低洼，人称瓯兜角。这个古时的政治边疆从来没有接受过长江黄河文化，边缘化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他们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文个性。在温州当地土话里至今仍保留着形容他们“出格”时的表述“瓯兜相”，意思是做事风格比较简单，思维方式也很直接。温州商人亏本生意不做，有利润但有杀头危险的生意却是一定有人做的。他们宁可花钱了事，也不愿意绕来绕去。温州商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橹”。这个无法用更多词汇表达清楚的“橹”字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说信用，比如说做人，比如说道德规范。 所谓“橹”字在词典里的解释就是划船的工具，而温州人理解的含义就是“舵”，把握方向，行云流水都有一个看起来很有规则的物理状态，这就是温州民间的一种简单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温州人犹如过河小卒，每当他们冲锋陷阵攻克一个个堡垒的时候，每当他们陷入“马后炮”威胁的危难时刻，都是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的，这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规矩。就如同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就所谓平日里温州人所说的“瓯兜相”，他们宁可坚持，也不会去破坏这种约定俗成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中的“橹”字。

　　改革开放26年，“敢为人先”把温州推向了风口浪尖，温州神话一路欢歌，独占鳌头。实际上，温州人只是按照自己“橹”的方式去做了，用他们的“价值观”的方式表达了，比如温州人“炒房”，他没有考虑什么时间有得住，而只考虑有没有升值的空间，比如卖鞋，质量价格从不考虑，只要有市场。那么这些被称之为“低小散”的边缘生意，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温州人就能够做起来，而且越做越大。“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800年前，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讥讽事功学说的“永嘉学派”，毫不留情。

　　对于温州鞋商的经营模式，虽然不少专家发表了指责的言论，但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却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相对于鞋商而言，理论上的降低成本与现实里的商务成本距离很大，理论上的专家在这些专业做鞋的老板面前可以说只是个文盲，对这个行业的专注和实践，专家们不见得比他们内行。鞋佬们没有耐心聆听专家们的‘空对空导弹’理论，这也难怪专家们质问‘为什么不走正规路线，而实际操作的鞋商最清楚市场需要他们怎么做。”

　　在洪振宁看来，一双温州鞋的悲壮，实际上印证了改革开放26年以来的伟大成果，反映了这座城市的草根文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财富的珍惜。前赴后继的温州鞋，艰难地“走出去”，沿着“黑吃灰”路径，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就是温州鞋的悲壮——不被主流文化认同的“小土堆”的悲壮。

　　放在今天全球价值链下，温州人的“小有作为”始终没有被主流重视，并且处在历史的边缘。被舆论指责的温州商人旁门左道铤而走险的经营方式，正是他们的趋利性格使然。

　　“麻烦制造者”的烦恼

　　然而，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将温州鞋业残酷地推向了制造业低端的边缘。尽管他们已经“走向世界”，但由于不懂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由于采取了不按牌理出牌的国际贸易增长方式，走灰色清关，结果低价倾销、假冒国际品牌等授人以柄的“国际事件”频发，成了“制造麻烦”输出地的温州顷刻间又引起了媒体的诸多关注和批评。如2004年的西班牙埃切尔烧鞋事件和2005年俄罗斯“3.12”拉鞋风波，“很受伤”的温州鞋商再次把温州拖入了国际舆论的口水泥潭。

　　“这次被俄罗斯拉去1亿或2亿鞋子对整个温州鞋革产业倒是影响不大，问题是这次俄罗斯拉鞋，下次尼日利亚扣鞋，如果引发全球封杀，相对于美国、西欧这些国家使用的方式‘文明’些，可能采取环保问题、技术壁垒、人权等等名义笑眯眯地封杀，比如说你使用胶水不合格，比如说你没有劳动保障，比如给你设置技术障碍，就像2001年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的CR法规。西班牙烧鞋事件是个征兆，温州鞋在全世界低成本低价格扩张遭遇围堵，靠一个温州民间鞋革协会实在是势单力簿，协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曾是温州市鞋革协会负责调查起草第一次俄罗斯拉鞋事件报告的行业内部人士郑旭峰同情地说。

　　“即使俄罗斯答应返还货物给我们，起码也要过了这个季节以后，那时，我们的棉鞋还能买给谁呢？如果按照关税罚款处理，我们又没有任何凭证。再说，补交税款还不如不要”。自认倒霉的鞋商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谢健教授的解释是：温州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先行者，靠的是灵活变通，不守别人的规则，打擦边球，冒险胆大的秉性，而这种“温州特色”的商业模式，与国际规范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扣鞋也好，烧鞋也好，是在所难免的。不只过去，不只现在，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这种中国特色塑造的商业文化与一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政府层面的支持似乎也没有体现出来。“你赚钱你发财，我们没有逼你走出去”。一位温州基层政府部门官员对受难企业主说，“以前朱 基总理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办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最高指示指导者商务部对“自己人”也只是发出了“走灰色清关和非正规路线是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对俄罗斯来说，打击走私和规范市场秩序政策丝毫不会改变” 的警告。这是在今年3月份温州鞋商价值一亿多元的150个货柜被俄罗斯税警非法拉走后，中国商务部官员对“自己人”说的话。而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及如何妥善解决眼前的问题，则未见下文。

　　“别小看这些自生自灭的民营小企业，尽管有不少还是作坊式工厂，一旦货物出了问题，实际上会产生连锁反应。温州鞋革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协作很细，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行业都会受到牵连”，郑旭峰说。 2002年他到北京呈送调查报告时，温州市政府指定由一位政府副秘书长前往游说。

　　1992年，创立不久的温州“哈杉”鞋业进入到俄罗斯不久，价值几千万的货物第一次遭到俄罗斯警察查抄，没有办法，其总经理王建平想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但一位外交官的回答显然让他很失望：“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又没有请你们过来啊”。曾担任驻澳大利亚使馆商务领事的李月印也颇有感慨地说：“我们派往国外的国家商务外交人员，有没有真正地在为企业做事？更多的时候，我们外派人员只是一个接待国内高官组团来旅游的导游，把他们服务好，领导高兴，可这是我们外派人员真正要做的事情吗？”

　　入世三年，国际贸易磨擦不断，似乎愈演愈烈。在官话与民声之间，全球化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连连遭遇贸易壁垒和反倾销阻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营企业？

　　自费改革或国家援手？

　　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情况如何？中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贸易摩擦案件与其他贸易国家或集团——例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相比有何特点？这些国家或集团的政府及行业组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完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共同努力？

　　“游离于体制以外的民营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和融入本身没有障碍，只是他们太少了解相关的法律和WTO规则。”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的余盛兴律师曾经代理多起国际贸易纠纷官司。他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在本土市场，面对政府主管部门、银行和税务甚至国内司法机关时都是游刃有余，但是为什么在国际贸易纠纷面前显得既缺防备之策，又无力争之势呢？

　　在一次次受伤之后，我们的企业是到了卖产品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制定应对国际贸易风险战略的时候了。比如面对风声日紧的欧盟对我国出口鞋反倾销，实际上欧盟相关法律规则对众多的民营企业是很有利的，如果他们早行动、细准备，贸易摩擦也不失为一次机会。而这样做，与外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后手足无措相比要划算得多。

　　随着关税和贸易配额的逐渐降低，贸易壁垒呈现诸多新的表现形式，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贸易摩擦。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利用WTO规则解决贸易摩擦，这也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上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问题已成事实，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也是事实。但民营企业既在国内市场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位置，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又显得有气无力，这种窘迫与困境，其实是个深层次的简单问题。

　　参加过乌拉圭回合谈判、现任上海市WTO事务咨询中心主任的李月印认为，国际贸易摩擦在国与国之间比如美国与加拿大，他们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工作层面上，中国完全应该有底气，特别是与俄罗斯交涉，毕竟其没有入世，我们手里有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民营企业，让企业走出去，因为真正能走出去的正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一些政治意愿上的顾虑，我们最终解决可能就是两种结果。

　　当年作为WTO谈判代表的李月印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技术层面和官员意愿的表达方式时一针见血：“浙江的民营经济，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国际分工链条，中国制造是简单劳动和国际上的复杂劳动关系，我们是手脚公司，他们是头脑公司。在资源配置上、政府服务上我们落后于别人，比如温州的非公经济和河北的非公经济也不一样。这是个营商环境问题。比如统计方式，我们的方式叫‘规模以上的管起来’，他们做梦还想管，这就是北京情结。”

　　“如果说政府号召大家都去创名牌，世界上哪儿有这么多的名牌？针对行业特点和产业自身优势，温州鞋的低价扩张，不是长远之计，未来做制造业加工基地的路还有好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如果拿这个行业与高科技产业对比是没有道理，也是没有可比性的，温州的产业定位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温州的土地等资源要素制约不可能吸引更多高科技产业的外资。如果有的话，还是一些传统产业的港商、台商和侨资，现在看这些产业转移得也差不多了。”时任温州市长的钱兴中曾是“中国鞋都”的创立者，在他退位以后看到温州鞋业错失自我提升机遇非常心急，在他看来，实际上温州市已经感觉到了在全球价值链下“温州制造”面临着自费改革和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被动时期。

　　而据温州皮革工业协会介绍,随着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大大提高，制鞋业的制造优势正逐步消失。为完成制鞋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温州已经开始进行升级工作，其制定的《温州市制鞋行业科技进步纲要》力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重大创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作者：王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