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化亟待制度创新

　　文/刘 伟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的阶段，即以人均GDP算，实现从目前的1200多美元向1600多美元的提升。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1)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而高速增长带来的总量失衡，如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等矛盾会更为尖锐，预计我国整个“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将在8%～9%；

　　(2)经济结构将进一步加速演变，因为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是工业化加速时期，进而也是结构变化加快的时期，一系列本来属于长期性的矛盾集中在短期尖锐化，尤其是其中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如我国现阶段的失业有近50%是由于结构性原因而并非总量原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3)诸方面矛盾尖锐化，包括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技术进步与结构性失业及空位并存的矛盾。

　　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发展阶段性的矛盾，根本在于技术进步，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使增长切实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禀赋及效率的提高。否则，不仅社会利益矛盾的冲突使增长难以长期均衡，而且自然资源的约束也使发展难以持续。因此，转变增长方式便成为实现“

十一五”发展目标的基本的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在我国并不是新提出的命题，而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事实上，远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策上，不仅在具体工作要求上，而且在长期战略规划上，始终在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结构效益的提升，以要素效率的提高缓解资源、

能源的矛盾，以规模经济促进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的转化。然而，可以说直到目前，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仍是一个并未真正解决但又亟待处理的问题。

　　说到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少是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技术创新的能力。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效率提升的直接动因。二是社会和谐的程度。因为以效率提升为首要目的的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会扩大差别，如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增长速度不同的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增长速度必然有差距，技术进步率不同进而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必然有差距，等等。必须协调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可能是技术创新具有必要的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三是制度创新的能力。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制度创新命题，制度重于技术，就是因为缺乏制度条件便难以真正存在社会性的技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创造社会利益动力基础，创造必要的社会和谐条件，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

　　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制度是最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也是最要求并且最能够提升竞争性效率的。所以，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深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便成为中国现阶段实现发展的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

　　我们以往之所以在理念上、政策上反复强调增长方式转变而不见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竞争性市场体制的缺失。我国经济转轨已有27年的历程，市场机制已经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在于产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速度较快，而要素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等市场化进程迟缓，而要素市场化是提高要素质量、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术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体制条件。看来，现阶段我国增长方式能否真正有效地转变，根本同时又是难点在于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创新。

　　作者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