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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西报道
“潜在经济危机正在逼近，东亚经济再不整合，就是坐以待毙。”
这是第九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上，政经学界精英、各国顶尖“智库”负责人就世界经济走势，东亚经济整合等问题展开激烈论辩的主题。该非官方论坛于11月24-25日在广西南宁召开,旨在12月中旬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九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
“我们发挥第二轨的作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简称CDI)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力告诉本报记者， CDI是经国务院总理批准成立，就重大事项与各国相应机构进行非官方接触。
中国外交部官员在11月30日举行的新闻例会上透露，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将参加首届东亚峰会，中国支持以“10+3”为主渠道建设东亚共同体。但是此前中韩官方都已经否认在峰会期间进行中日或韩日双边会晤的可能性。
中日暗中角力
“东亚的政治形势正演变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 东京电机大学工学部人文科学系主任、NIRA客座研究员阿部一知认为，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FTA)，至少也将是一个“中期目标”。
阿部一知透露，复杂情况来自日本。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近期提交了一份建议报告，报告称，根据去年三方研究的调查表明，有超过一半的日本企业支持三年内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纺织、服装、加工食品等敏感产业，却对此犹豫不决，报告称，由于农业方面的案例较少，报告中支持自由贸易区的比例总体偏高。
商务部经贸研究院研究员徐长文透露，日本内阁府的研究表明，在日对外建立FTA中，与中国的FTA经济效果最大，可推动日本GDP增幅达0.5%，不仅高于日与新加坡、墨西哥已经签订的FTA效果，也高于同东盟(0.24%)、美国(0.23%)的FTA效果。即使在日本最敏感的农产品问题上，与中国FTA的效果也远高于日本与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之间的FTA。但是在日本的对外建立FTA计划中，中国被排在后边。
事实上，日本政界对建立三国FTA的审慎态度甚至高于敏感产业企业主，日本政府以日韩自由贸易区敏感部门过多为由，解释其对日韩双边自由贸易区持消极态度的理由。
而最近的消息表明，日本有意在一个比中国更短的时期内实现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中日之间的角力，因台湾问题更显复杂。2004年年中，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倡议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纳入，成为东盟“10+5”协议，以代替现在的“10+3”。
台湾的两难
“(中国)台湾在东亚FTA中，不能再被排除在外了。”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国台湾地区WTO中心研究员杜巧霞说。
杜巧霞称，1985到1995年这1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通过提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量的资本，在东南亚创造了联结中国台湾地区零组件供货商与组装厂的生产网络。
自1996年起，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转往中国内地，每年投资占台湾地区整体对外投资金额均在一半以上。不同于东南亚的是，内地成功吸引台湾地区零组件供货商跟随下游客户进行投资，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网络。
杜巧霞称，有两项理由可解释此现象。一是台湾地区和大陆的语言相通，因此以中小企业型态为主的零组件厂商也有能力赴大陆投资。对中小企业来说，语言隔阂是其相对难以赴东南亚投资的原因。
二是台湾地区当局限制两岸直接贸易，增加了两岸间供应链的成本与不确定性，台湾地区厂商面临降低成本与缩短供应时间的沉重压力，不可能从一个不稳定的供应链中获取零组件，迫使原本在岛内的零组件供货商也转移到内地投资设厂。因此台湾地区当局的政策看似冷却了两岸的贸易关系，实则促成了更多的直接投资。
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网站公开资料支持了杜的分析：中国内地自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开始有经第三地进行的转口贸易，台湾地区也开始有货物出口至内地。1981年时，两岸贸易约4.6亿美元，1991年增长至80亿美元，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2001年，两岸贸易达到299亿美元，2004年再增加到616亿美元，其成长速度之快相当罕见。
据此，杜巧霞对中国台湾地区被排除在“10+3”棋局外的情形充满忧虑。
杜巧霞称，长期以来，中国台湾地区一直处在串连联日本与中国内地科技链接的中间位置上。台湾企业取得技术授权，或自日本采购零组件中获取关键技术，再应用到在中国内地的生产。台湾企业也在中国大陆扮演日商代工厂的角色，制造产品供内销中国内地市场或出口至日本。其中日本依然是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市场占有率。
假设中国台湾地区被排除在“10+3”之外，其地位和作用将可能被韩国及其它东盟国家取代，而削弱其在中国内地进口市场中的比重。因为台日之间紧密的技术关系，如果中国台湾企业制造链面临危机，那么企业唯一的抉择是维持技术联结，以守住其在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地位。换句话说，中国台湾地区必须保有一些东亚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专门技术。产品可因为关税待遇不同造成差异，但技术则不受此影响。
杜巧霞认为，如果东盟“10+1”或“10+3”等东亚整合产生截断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现有的生产链条的结果，台湾商界就必须避免被边缘化，很可能是跳脱目前产业外移的模式，再重新建构类似其在1960年代直接出口至美国与欧盟的能力。
东亚亟须整合应对新一轮危机
“目前亚洲经济正在酝酿类似1997年的那场危机。”高尚全称，他的依据很简单，就是1997年前的经济迹象目前大量重现，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整个东盟10国和中日韩都同时出现了向美国大量出口的态势，对美经济依赖日益加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契机，目前的矛盾在于，在新的危机日益迫近之时，契机仍未成为现实。”
“目前东亚的区域一体化，没有区域合作，仅仅是市场驱动，非常易于破碎。”国家发改委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来自市场力量的驱动，表现为区内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自发性。政治体制、经济水平以及宗教、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使得东亚区域合作步履艰难，相较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明显滞后。
毕吉耀断言，没有政策协调和合作，东亚将无法应付类似1997～1998年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毕认为，东盟是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开创者，但由于害怕作为创始者或领导者在区域事务中失去其杠杆作用，目前还没准备好接受东亚作为唯一的一个实体。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强国和先行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过一次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由于经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及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自由化中领导者地位的减弱，加之对本国农业的高度保护，日本对迈向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也没做好准备。
由于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尽管韩国提出的“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和“东亚研究小组”，在迈向东亚实体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事实上，韩国现在主要致力于与精心选择的伙伴达成双边协定。
作为区域中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便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中国率先提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点燃新的火花。然而，出于对政治和台湾问题的考虑，中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建立区域机制方面，持保守态度。
毕吉耀的药方是，东亚经济合作前景，必须建立在政治和安全分离的前提下，采用多层次的模式和灵活的方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建立在互利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来增进政治信任。
杜巧霞杜还特别指出，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动力来源，是亚洲金融危机，而事实上，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已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EAEG)的构想，但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没有激活。2004年11月，东亚“10+3”国家决议将东盟“10+3”高峰会更名为“东亚高峰会”(EAS)，这项举动等同于正式承认EAEG构想又再次复活，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家领袖也被邀请参加去年11月的高峰会，却没有包括美国，内中意味深长。
杜据此认为，美国在今年底首届东亚峰会前后的动向，将成为事态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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