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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曙光 来源：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是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虽然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调控，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会接近9%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目前表现出来的无序性，事故频发，污染严重，高耗低效，利润低微。中国煤矿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35%～38%，而矿工死亡率占世界78%～82%。每年全世界各国矿难死亡总人数不
如中国一国之多。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从整体上看，现在党和政府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珍惜，无论是各级政府对各种灾难反应速度之快，还是对各种事故责任人处罚力度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事故频发仍然显现出难以遏制的势头。据分析，中国现在年产17亿吨原煤，约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是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有人将矿难频发归结为旺盛的市场需求，有人归结为官商勾结，还有人归结为设备老化、人员素质下降、黑心矿主太多、小煤窑乱采乱挖等等。单个讲，哪一条都有道理，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关停小煤窑，关了又开；让官员撤股，可没有官股煤矿也出事故；说设备老化，上了新设备工人不会操作；培训了工人，可领导为超采不得不违章操作；让矿长下井值班，出事故连矿长一块死。看来，中国工业安全生产遇到的是一个综合问题，不是几条单独措施所能解决的。
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推动力；另一种是约束力。有推动才能有发展，有约束才能有安全。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在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思路指导下，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有余而约束不足。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生产以部委为主，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由行政部门力量主导的安全生产体系，层层负责，一级抓一级，上面既下达生产指标，也下达安全指标，安全体制从国务院的部委到各厂矿的班组，基本上能有效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体制也有种种弊病，但经过三四十年的建设，也积累了不少安全生产的经验和科学技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原来的行政主管部门开始解体，主导安全的行政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经过十多年的消耗，旧的安全体制功能已丧失殆尽，但新的安全生产保障体制还没健全或还不完备，所以这一时段工业事故频发显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如11月13日吉化的爆炸事件，据报道是由于操作工操作失误所造成的。而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十多年前吉化是全国化工行业的楷模，甚至可以说是全国工业企业的榜样。其企业管理的严、精、细被称颂于一时。这样的企业都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中国工业生产的安全问题恐怕很难说是个别现象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安全生产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社会以舆论监督的方式，企业本身以自律的方式来保证安全生产。欧美企业是出不起事故、死不起人的，日本工业企业经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次重大污染事件后，清洁生产，环保意识大大提高，企业自律性很强，许多大型工业企业都向当地民众开放，参观工厂成了日本小学生的一个重要课外活动。所以说，发达国家政府的成熟表现在其对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控制。而中国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天地间，人为贵。频发的矿难已经向中国经济发出了橙色警报，缺少约束的发展是危险的，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在于少走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弯路。如何发挥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企业自身的力量，从打造工业安全生产的基础做起，重新构建中国工业安全生产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我们必须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装上有效的安全闸门。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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