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发票案产业链波及19省市 税制不合理是根源

　　专家认为我国税制的不合理性是导致假发票屡禁不止的根源

　　本报记者 霍宇力 实习记者 李智平 发自广州

　　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天河城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衣装陈旧的中年妇女站在一棵树下，警觉地向四方看着。在确定安全以后，她就向每位走过的行人用神秘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发票，发票，要发票吗？”

　　这个场景，只是目前正在地下形成着的巨大假发票“产业链”的一个销售环节，“假发票贩子”的背后，是价值数以亿计的巨量假发票，从印刷、仿制、运输，到向企业和个人销售的一系列完整过程。

　　11月29日，长沙市公安局、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宣布了建国以来破获的最大宗的“1.13”假发票案件，查出的假发票票面金额高达3411.7亿元，该案还首次发现了伪造的空白企业完税证明，理论上可以开具的税收金额是无限大。

　　“1.13”大案背后的发票产业链

　　从近两年税务部门公布的假发票案中，假发票涉案金额纪录屡次被打破。去年7月，浙江温州苍南假发票案以100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刚刚摘下“全国最大假发票案”的“桂冠”不到半年，四川成都又“再创新高”，在今年元旦前夕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2285亿元的假发票案。此次长沙破获的案件，无疑又一次摘得“桂冠”。

　　根据长沙市公安局的案情公布，3411.7亿元假发票，共49万余份，涉及全国范围内湖南、湖北、海南、北京等19个省市区下属43个地州市，这个“假发票”集团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而所有的假发票，都出自广州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七社一栋五层楼房的出租屋，2003年12月，“1.13”假发票案犯罪嫌疑人胡守罗在此开始非法印制假发票。

　　据“1.13”专案组查证，胡守罗被当地人称为“地下税务局长”，其先购买进印刷设备，在偏僻隐蔽处建立印刷窝点，并遥控指挥。同时，胡守罗和同案嫌疑人熊云贵等负责印刷技术指导，通过中介人对印刷窝点进行业务联系、收取票样、打包送货等工作，其他团伙人员则从事排版、晒版、胶印、打号、装订切纸、搬运等工序。

　　此后，一般由胡守罗、熊云贵等人与中介人谈好印刷业务和收付款方式，再由假发票目的地的团伙人员提供当地的真发票作为票样给中介人，最后由中介人送交印刷窝点成批印刷。

　　位于长沙的假发票总代理人，名为朱希德，由于基本控制了假发票和假完税证明在长沙的供应，成为长沙贩卖假发票的“大哥大”，人称为长沙地下税务局“朱局长”。而且“朱局长”还不是直接从广州的印刷厂进货，而是通过两个江西上饶人颜美花和语树林，间接从主要嫌疑人胡守罗购买假发票。可见假发票的产业链通过层层发展“下线”，拉得很长。

　　长沙的“朱局长”只是遍及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假发票网络在湖南的一个“代理人”。从目前收缴的假发票和假完税证明看，该网络已经涉及湖南、湖北、海南、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广西、河北、新疆、甘肃、浙江、江苏、陕西、重庆、江西、广东、四川、内蒙古等19个省市自治区下属的43个地市。

　　目前该专案在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追捕位于各地的“地下税务局长们”。

　　从长沙“1.13”假发票案公布的案情，也能看出假发票产业链正在走向完备的趋势。

　　广东省税务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近年来查处假发票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在全国的“假发票”产业网络中，广州正成为“印刷和策划中心”，湖南省长沙市则担当着“销售和分销中心”的角色，而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一般都有“代理人”完成假发票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已形成产业链

　　“假发票已经成为一种公害。”广州某单位的出纳梅小姐向《第一财经日报》说，在员工拿来报销的发票中，有超过一半是假发票，尤其是近一年来，关于餐饮、服务、交通等领域的假发票大量增加，已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因此梅小姐的出纳工作，还包括教育单位员工辨别假发票。

　　与此同时，假发票销售网络也渗透到互联网上。本报记者的电子邮箱，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数十封关于假发票的邮件，一封典型的邮件这样写道：“本公司现有多余的进项发票可以对外代开，有广东省统一发票商品销售。有服务、广告、建筑、运输电脑票。贵公司若有需要欢迎来电咨询。本公司郑重承诺所用票据均为各单位在税务局所申领，可到税务局验证后付款。”

　　难道真的就可以如此神通广大什么税务都能代理？广州市地税局有关人员告诉记者，除税务机关可以代开发票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开发票”都是违法行为。

　　一位在广州市地税局负责稽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不法分子制售假发票的对象主要是增值税发票。在国家实行金税工程后(国家税务总局建设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假增值税发票失去了生存空间。于是，不法分子又开始把制假的对象转向了商业、餐饮业使用的普通发票，并且向西北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渗透。

　　该工作人员表示，在目前破获的假发票案件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一是涉及地域广；二是发票金额巨大；三是种类多，除了增值税发票外，几乎巨细无遗地涉及地税各种不同种类的发票；四是造成的税收损失巨大；五是制假工艺几可乱真，不仅有可刮开的对奖号码，还有防伪水印。

　　“低风险”的假发票

　　相对于伪造钞票，制造销售假发票的“犯罪成本”却十分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负责与税务部门合作打击假发票的金卫副局长向记者介绍，在对假发票制造者的定罪上存在法律“软肋”，法律威慑力不足。

　　根据《刑法》规定，伪造发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今年7月审结的广州“7·19”特大制售假发票案，涉嫌非法制造、售卖假发票金额达百亿元，主犯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另外在销售假发票方面，金卫表示，我国目前法律对贩卖假发票定罪的条件是：一是印制假发票；二是销售假发票50份以上，而且必须要有买、卖两种行为才能定罪，持有、运输假发票都不能定罪。

　　一些假发票贩子常常钻法律的空子，贩卖假发票时，身上携带的假发票都不超过50份，致使难以定罪。而且假发票贩子，抓到也只是判个一年半载的有期徒刑，许多人在被释放出来后，又重操旧业，继续贩卖假发票。

　　最后，对于假发票的使用者，使用假发票几乎是无风险的。对于为了偷税而使用假发票的企业，被查出后，该企业完全可以否认是故意购买的，而是“缺乏鉴别能力”，收受了其他公司的“假发票”。

　　同时，在假发票和执法部门的博弈中还显示出，我国发票的防伪技术含量低，伪造简单。广州地税局一位熟悉发票鉴别的人员告诉记者，发票防伪技术过于简单，一些不法分子只要购置较为简单的印制设备就可以开机印刷假发票。

　　广州市公安局有关人士反映，在假发票查案过程中，专案人员较少，一些必要的破案技术设备较为缺乏，不能长期持续跟进这些假发票案件，这便导致打击制售假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力度不够大，使得许多制售假发票分子有机可乘。

　　税制弊端

　　假发票猖獗的根源，各界的共识是纳税者对假发票巨大的“黑色需求”。广东商学院张建涛教授进一步认为，“黑色需求”的背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性。

　　张建涛表示，假发票猖獗是因为许多企业想借助假发票来偷税。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税率过高。比如，我国在税收机制设计上还存在体制性歧视，比如外资企业的税收是15%，而本土企业的税收是33%，这对本土企业来说，其不公平性便导致了强烈的偷税倾向。

　　同时，张建涛指出，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方式设计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主要体现为，是站在方便管理者增收的角度设计，不是从方便国民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出发。比如在目前的

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上，采用的是单位代扣代缴，一刀切的形式。相对于采用综合征收的国家，对于家庭支出负担重的个人，其购买假发票，以费用代替工资减少个税的愿望，就比较强烈。

　　张建涛断言，只有在假发票的“黑色需求”上根绝，从而根绝假发票现象，而要根绝“黑色需求”，唯一的途径是在税制和征管方式设计观念上有所转变，否则假发票不管打击力度多大，依然是“春风吹又生”。

　　特别声明：此稿件为第一财经日报授权新浪财经独家网络发布，如需转载请致电新浪财经，新浪财经保留此稿件的网络版权及法律追诉权，未经许可擅自转载者一切法律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