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内还是要讲效率优先

　　本报记者 吴君强 张立栋　实习生 周荣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机会公平才能实现真正的财富分配公平

　　“至少在20年之内，‘公平’都提不到优先的地位。”给记者分析完一组数据，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冷静和肯定的说。

　　效率优先时代已经过去？

　　“十一五规划”公布后，一些学者认为，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

　　11月20日下午，阳光灿烂。周天勇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他说，财力无情，效率必须优先，公平只能注重。

　　如果不鼓励投资，不鼓励创业，不改革目前抑制创业和就业的收费罚款体制，不能够扩大城镇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光靠财政给钱，想建设和谐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最后只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

　　财政不能承受之重

　　周天勇认为，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脱离中国目前和将来一个阶段中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

　　他给记者举出一组数据：2004年中国按照名义

汇率计算的人均GDP1273美元，排世界各国第112位；按购买力平价5791美元计算，排第94位。预计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人均2310元，美国2004年财政收入人均1.25万美元，合人民币10万元；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41.67%，有75705万人在农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排列，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之多排在缅甸和越南之后，为世界前几位；200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4.5亩，日韩等国13亩以上，巴俄美英法加澳等国55-1600亩。

　　按照周天勇理解，就算是建设一个低水平理想的公平分配的和谐社会，目前也无能力做到财力方面的基本支持，而包括财政对农村、对城镇和对中西部等地区的三方面的转移支付都需要巨大如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财力。

　　首先，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包括：每年如果给每个低收入农民每年补助500元则需要3785亿元；农村养老按1亿老人计算，每人每月100元的话，每年需要1200亿；医疗每人最低按照50元计算，每年需要378亿元；教育方面，2亿农村学生，每人每学期按照400元补助，每年需要1600亿元；584万个自然村修路，每条10万元，分五年建设，每年需要1168亿元；自来水每个自然村按照2万元计算，分五年建设，每年需要233亿元；其他农田水利道路村容建设，每个自然村按照50万元计算，分五年支付，每年需要5840亿元。

　　“如此算来，即便是在农村想建设一个很低水平的公平分配的和谐社会，那么在‘十一五’期间每年需要财政转移支付14204亿元，而2004年，第一产业形成的GDP也只有20768亿元。”

　　其次，在城市方面，周天勇说，2004年城镇人口有54283万，而从业率为48.70%，按此推算，城镇应该工作没工作的劳动力在4343万人，按1.7的抚养率计算，城镇应当补贴的低收入人口为7382万人，每人每月400元补助，每年需要财政转移支付3543亿；城镇养老8000万人计算，假定其中有3000亿需要国家资助，每人每月300元，需要1080亿元；义务教育按照1.5亿学生计算，每人每年1000元计算，共需要1500亿；医疗费用每人每年100元计算，5.4亿人需要5400亿。城镇中的低保、养老、教育和医疗共计需要11500亿元。

　　此外，财政对中西部等地区的转移支付假定每年需要3000亿以上，这样，以上三方面的财富初步公平分配，财政共计需要每年转移支付28727亿元。

　　那么，现在的财力能否支持这样一个基本的支出水平呢？

　　根据统计，2004年财政收入26396亿元，加统计内外的预算收入，分别为35396亿和40000亿，社保收入2004年为5780亿元，2004年的GDP税费负担率为30%，已经高于发展中国家应当负担的18%至25%的范围。假如目前的财政支出中已经包含上述公平分配支出的10%，则缺口在90%，即缺25800亿元财政资金。

　　建立积极的和谐社会

　　要解决这个巨大的缺口，钱从哪里来？周天勇用调侃的方式给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方案一：财政向银行透支，银行大量印刷货币，发行票子，通货膨胀率定在25%，国家采取隐性通货膨胀税的办法补齐缺口。方案二：借外债，国家财政每年向外借款3192亿美元，可弥补缺口。方案三：卖地，每亩40万元，每年国家向外商等出售土地650万亩，收入不能留给农民，全部归国家财政所有，可弥补缺口。方案四：1、停止一切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可筹集7000亿，并归财政使用，2、城镇全部单位职工工资降低一半，可筹集8000亿，并交财政，3、全国行政单位压缩办公经费1000亿元，三项并举还有缺口9800亿。方案五：将目前GDP的税费负担率从30%提高到45%。

　　“很显然，这些方案基本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基本上属于‘调侃’，但这说明这些钱很难获得，理想的公平分配，实际上是一种空想”。因此周天勇说，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一个积极的和谐社会，而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既不能坐等天上掉钱下来，也不能不顾实际进行财力非常薄弱的公平分配，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周天勇说，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脱离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理想的公平分配财富，在我们这样一个国情国力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根本做不到。因此，真正解决的方法是鼓励投资、创业和就业，效率和财富是公平分配的基础，“只有效率才能促进公平，没有效率，没有财富，何谈财富的公平分配！”促进就业，鼓励创业等这些效率范围内的事情在现阶段下必定优先，而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平分配财富只能是更加注重，但至少目前还提不到优先的地位上。

　　机会公平才能实现真正公平

　　在周天勇看来，创业和就业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的基础，从体制、权力和机会上鼓励创业、投资、就业，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城镇失业人口达4300万，如果提高税费率，抑制投资和创业，每年可能再增加城镇失业800万，到201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累积8300万，财政需要对城镇失业人口及家庭的转移支付会达到8500亿元。

　　周认为，如果“十一五”期间，不再增加城镇失业，2010年将城镇失业人口控制在2000万人，财政即使全部保障起来，也超不过1800亿，并且投资、创业和就业还会给财政增加税收。

　　另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有1.4亿农民在城镇务工，收入在11200亿左右，邮回农村的收入在4000亿左右，农民增收的80%以上来自外出务工收入。“将大部分农民通过大量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固定在农村，在劳动力人均1-4亩地上，能使他们增加收入吗？”周说。

　　就业的世界性规律显示：65%-80%从业人员在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不过，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最敏感的是税费负担。“目前中国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太重，仅工商、质检、城管等政府有关部门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手中所收的收费、罚款等等估计在3000亿左右，以2万元可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计算，仅政府的收费和罚款就减少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我一直持一个观点：中国人并不笨，到国外都能找到工作和创业投资。中国农民转移难和城镇就业难问题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乱收费和乱罚款，创业和就业的环境太严酷造成的。”周天勇说：“党和国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建设和谐社会，为民办实事，最需要干的一件善事是，废除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将这些部门的

公务员全部用税收形成的财政经费供养起来，由此，每年至少可增加600万-800万个就业机会。”

　　周天勇呼吁，法律和政策上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工薪权，加大农民工的强制社保力度，“一是尊重农民的土地集体财产权力，集体与国家在交易土地时应等价交换，地方财政从被征用的土地上少拿点，给农民多留点，一年征用300多万亩地，每年农民就可增收3000万左右；二是财政不要再对机构实行自收自支，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等体制，对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不要再进行财政给一点、部门自己筹一点等体制，防止政府各部门向个体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收费罚款，防止政府工程欠农民的工资，仅这一项，每年农民就可保证得到3000亿收入。因此，财政转移支付的阳光就是不照耀到农村，如果在这些方面落实了对农民的权力，农民增加的收入要比财政能转移的“阳光”多得多。

　　“此外，财政还要将吃饭养人型的财政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财政，调整支出结构，向广大人民能收益的教育、卫生等方面倾斜。我们目前的财政预算内外收入中，行政公务开支占到近40%，纳税人交纳的公共资源很大一部分用于吃饭养人，而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很低，这是不合理的。应当把行政公务开支在财政总支出中压缩到10%以下，至少应当压缩到15%以下，而公共服务的开支，在财政总支出中应当占到75%左右，这样才是一个公平分配的财政体制。”周天勇补充说，也只有这样，用更合理的机制来促进效率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来真正解决公平的问题。

　　总之，周天勇认为，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奢谈公平优先将给投资、创业、就业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