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缺失中国企业全球梦屡挫死结

　　撰文/周忠

　　一场全球聚焦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让中海油老总傅成玉突然间声名远播。但中海油的出局同样迅速。

　　傅成玉没有想到，竞争对手竟然动用多年积累的所有政治资源，打了一场名副其实的 “政治仗”，更没想到的是，中国加入WTO后一直严格按照商业规则办事，而美国却可以不奉守这一规则！痛定思痛，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在起作用，而中海油所缺失的，是熟悉对方国对华战略的专家。

　　10月10日，商务部公布，上半年中国企业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总金额同比增长182.5%，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80.6%。商务部合作司甚至称，跨国并购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预计今年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高速增长。

　　显然，中海油并不是全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还不得不经受永无止尽的各种考验。但中国企业的全球梦并未因此而驻足。

　　集体冲动

　　智慧与实力的大较量早已经开始，却始终没有看见导演的影子。

　　为了得到汽车的核心技术，上汽和南汽，各自花费几千万英镑，却不曾想到被英国公司“一女二嫁”。原本已经破产倒闭的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就好像那个渔翁，在得到巨大实惠的同时，也在暗地里偷笑。

　　实际上，花钱聘请欧美国家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工作，不仅可以花“小钱”得到远比买图纸更好的效果，而且可以切实提高中国企业生产水平和制造技术。这种务实踏实的思想和做法，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捷径”。

　　中海油欲收购优尼科，以及此前收购的印尼油田、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

天然气项目，五矿欲并购世界矿业巨头诺兰达，

首钢、包钢等在秘鲁、澳大利亚收购铁矿等案例都隐含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渴求。据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需的石油、天然气将至少出现上亿吨的供给缺口。到2020年，中国发展必需的45种大宗矿产资源，将只有6种能够自给自足，全国现有的铜矿储量则仅够使用10年。

　　毋庸置疑，这些企业如果仅仅在国内进行竞争，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更何况外国企业还要冲进来，因此，对资源的渴求驱动着大型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猎物。

　　而浙江华立并购飞利浦的CDMA部门，TCL相继并购了德国施耐德电视公司，法国汤姆逊公司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株式会社、联想集团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收入囊中，则更多基于对技术、市场的自然需求。明基对西门子手机业务的收购，可以使它完全获得西门子在手机领域拥有的1000多项专利，覆盖范围包括2G、2.5G和3G，仅核心专利就有几十个，使明基真正成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全球手机顶尖生产厂商。

　　据统计，2004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为70亿美元，比2003年翻了一番，其中不包括中海油用来竞购优尼科的140亿美元，走在海外并购前列的就是联想、中国网通、上汽集团、TCL、中海油这些大型企业。

　　证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关景欣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占有市场；出于能源和资源的战略考虑；求得核心技术。

　　的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骤然增加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开放伴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已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正是由于中国市场国际化进程显著加速，因此，国内企业离心力也越大。近10多年来中国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厚积薄发的时刻也应该到来了。

　　的确，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所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花钱买时间，但我们不能等到发展到欧洲、美国和日本甚至全世界水平的时候再去国际化，中国等不及。”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化可以极大地缩短中国企业融合到国际市场的时间。另外，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还可以缓解中国外汇供给过多的压力，进而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则表示，中国企业主动进军国际市场，可以扩展产业，为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架桥铺路，同时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迅速培育核心竞争力，在短期内发挥规模效应。

　　“由于外汇管制以及资本项目的不可兑换性，多年来中国企业很少涉足海外并购市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指出，“但是从去年下半年起，国家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化，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并购市场。”

　　不仅如此，7月28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公告，对拟将出台的保险公司及非保险机构投资境外保险类企业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至此，国内保险业如何走出国门，在国外怎样经营管理的具体规定初见端倪。

　　显然，跨国并购以求发展，已经从企业个体上升成为一个官方既定的方针，导演今后变局的，就只有“全球化”三个字了，且不允许任何力量阻挠。

　　准备缺失

　　欲望总会带来冲动，但并非所有的冲动都让人欣喜，也许，失败的尝试更令人钦佩。

　　2000年，康佳集团在墨西哥建了一家工厂，希望借此在新兴的美洲高清晰度彩电市场上分得一大杯羹。但一年半之后就关门大吉。

　　当年底，海信出资400万美元收购了韩国大宇在南非的工厂，并投入大笔资金购买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彩电生产设备，如今却宣告损失了1亿元。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回过头来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正处于初级阶段，对当地商业操作、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熟悉，难以做到本土化。而海外并购又是风险很大的企业行为，即便是国外的顶级企业也不可能将每一笔并购都“消化”得十分理想，海外并购案例的成功率不足40%。

　　即使对于联想购并IBM个人计算机部门，华尔街部分分析人士也存在异议，认为IBM的个人计算机部门已经连续三年亏损，担心联想接管这个烂摊子后不一定就能整合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使其起死回生。

　　不管如何，前期的失利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作为一次总结，9月28日， “2005年并购国际论坛”应运召开，各路企业领袖和并购专家齐聚一堂，为今后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出谋划策。

　　证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关景欣在会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收购面临很多陷阱，其中包括信息陷阱、同业竞争陷阱、负债陷阱、经营障碍、法律风险等。其中，可能是出于职业的角度，关景欣把相关法规问题放在了头等位置。

　　关介绍，目前我国海外收购的法规非常单薄，主要是一些办法和暂行规定。比如《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境外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核准事项的规定》。

　　据统计，摩托罗拉在中国投资之前，调研费用花了1.2亿美元。它从战略方向，包括位置的选择都花了很大功夫。它把位置选在天津塘沽开发区，享受了税收的优惠政策，同时也利用了天津劳动力成本低廉和靠近港口的地理优势。所以，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收购就不能吝惜调研费用。

　　关景欣提醒打算实施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一定要重视法律在海外收购中的重要性。“法律好比收购项目中的骨头，有很多并购项目失败就是因为法律文件不健全。中海油收购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对于外国国有企业并购本国企业，也采取了与美国同样的抵制态度。加拿大国会正在修改投资法，将对在国家军事、经济安全等方面存在威胁的并购活动，以及其他敏感项目的并购行为进行审查，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规定就是将对其他国家国有企业在加的并购行为重点审查。

　　因此，与其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遭遇陷阱，不如说是企业还没有准备到位，因为设置障碍，对任何一方都同样有此权利和机会，任何的抱怨，其实都没有丝毫的意义。

　　机会之选

　　虽然，中海油收购案已不再是新闻，但对此案的探讨却从未休止过。不过，错过最佳收购时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得到了众多专业人士认同。傅成玉收拾心情，也开始了下一次出击的准备。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透露，导致该次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海油错过了最佳时机。在操作过程中，一位独立董事对并购方案表示反对，导致其错失良机。“上市公司有很多独立董事，企业要注意随时与其交流企业发展策略和跨国战略，不能等到要并购了才通知相关人员，事前的沟通非常重要。”

　　美中交流投资(中国)基金董事赫然也表示，对并购时机的把握非常关键：无论并购对象是多好的企业，不惜代价地去买，也不是明智之选；如果一个亏损企业正在谷底而且足够便宜，并购也未必不是一笔好生意。

　　此前，赫然曾对热衷于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泼了冷水”：“中国在海外并购的高潮一定会到来，但目前还不是最佳时机。如今很多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都发生在高位上，在操作技巧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中国企业还不够成熟，对并购业的经济周期还缺乏足够的把握能力。”

　　到底最佳时机在哪？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外企业较多运用的收购兼并等资本运营手段虽然已经出现，但总体来看还较少被中国领先企业采用。对中国领先企业来说，虽然规模及经营在国内领先，但要一次拿出巨额的并购资金并非易事。加之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渠道还不十分畅通，利用外部资金实现并购较为困难。此外，获得收购外资许可的漫长的审批过程也是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说，目前实施大规模并购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中国企业到海外竞购仍处于“试水”阶段。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够强，和国家对企业在海外的保护能力弱。所以目前的这些并购具有试探性质。

　　但从宏观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汇改为海外并购创造了条件。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向来都是以新建投资为主，而且总的规模也很小。尤其在20世纪末的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中，中国企业几乎是置身事外。而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巨型跨国公司早已偃旗息鼓的时候，中国企业却在并购战场上突然发力，海外并购异军突起，近年来的交易规模竟以5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快速发展。

　　巴曙松分析，之前国家已经在外汇管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实现海外并购,也有助于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