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改元年尽职调查

　　这一年，汇金正在成为中国银行业文化革命的棋手。这一年，从周小川、刘明康到郭树清、吴晓灵，从唐双宁、李礼辉到姜建清、王建熙，记者采访了几乎所有影响银行改革的高层。这一年记者纪录了这些高层艰苦的改革努力，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变迁。这一年我们意在厘清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把银行体系保持在政府操控之下的同时，创造出一个现代银行业体系。

　　李涛

　　我们能驾驭它吗

　　当工商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大会被闪光灯包围之时，汇金和海外投行的高层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驾驭这只庞然大物吗？

　　和一年前中、建两行成立股份公司时相比，事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时，汇金很清楚自己将一手掌握中、建两行的未来。潜在的海外投资者也被告知，如果购买足够多的股份，他们将进入高级管理层，而不只是拥有董事会的一个席位。

　　但是，近一年后，美洲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两家主要投资者，在中、建两行中的实际持股比例仅为9.1%和5%，这样的股权安排正在使业界心生疑虑。此前，汇金公司和中、建两行一直希望出现强势投资者，且欢迎其派副行长级以上的高管，以切实影响两家银行的管理水准，并曾表示若持股10%，即可派副行长。而现在，这是否意味着的他们态度已经有所转变？

　　“这不是一个绝对量化的标准。”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会拒绝战略投资者进入两行高管层，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美洲银行将来都有可能向中、建两行派出副行长。

　　至于作为主要战略投资者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为何实际持股只有5%，汪建熙解释了入股协议中尚未为外界所知的细节，即在苏格兰皇家银行、美林集团、李嘉诚私人基金组成的财团中，只有苏格兰皇家银行要对总共10%的股权负责。对于美洲银行将来增持建行股权的可能性，汪建熙表示，按照协议该银行将来会增持建行股权至19.9%。

　　沃顿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夏宜虹说，除非境外战略投资者派驻的董事是一个强有力的、拥有丰富经验的人，不然他在董事会中所拥有的唯一一个席位并不会给银行带来很大的变化，更谈不上“驾驭”。甚至有分析指出会出现“战略投资者不战略”的情形。而且中、建两行的高层也从未提过会有“境外副行长”一事，只是表示对方会派一名董事。一位投资人士坦言，国内股份制银行股东对银行管理层驾驭有些失控的现象，可能会在两家银行显现，他透露在股份制银行中股东权力存在“真空”。

　　汪建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传递的信息在试图努力消除上述“误解”，但两家银行并没有传递出强烈的意愿。在中国市场开放之前，一些国际银行家渴望参股中国各银行，而上述问题令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退缩，竞争对手就有可能捷足先登；但如果贸然行事，他们又能影响这些银行吗？

　　特立独行的工行

　　处在改革序列第三位的工商银行，必须在海外投资者的热情消退之前，赢得他们的信任。对于这一点，工商银行早就感受到了威胁。

　　今年初，华尔街某银行一支劲头十足的团队前来中国，考察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经过一周会谈后，当这个工作小组的领队准备离开北京时，他的电话响了。令领队感到意外的是，电话另一头竟然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位官员，他请这家外国投资银行考虑投资建行。这种毫无顾忌的竞争，正迫使工行改变与海外投资者打交道的手法。

　　8月底，在高盛、安联保险和美国运通与工行就引资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一位汇金高层人士告诉记者，汇金还未介入工行的引资谈判，现在是工行方面在操作。而此前，中、建两行与海外投资者，往往在公司成立半年之后才能达成此类协议，正式协议更是靠后，而且汇金公司是全程介入。

　　工商银行副行长杨凯生向记者道出了原由：“工行在十月份成立公司后会与潜在战略投资者签署正式协议，涉及股份既非由汇金公司也非财政部出售旧股，而是来自增发新股。”

　　按照工行与高盛等所签初步协议，购买10%左右股份要斥资30亿美元。工行现有注册资本 金人民币2480亿元(包括汇金公司向工行注入的150亿美元)，其10%与三家外资共同入股30亿美元的金额正好吻合。但是按照此价格，如果10%从汇金所持股份中转让，却又违背汇金一直强调要提高外汇资金投资收益的原则，即至少不应低于储备资金投资美元国债等的收益。

　　收购团中有两家美国公司，这与工行IPO首选地拟定纽约不无关联。在记者拿到的工行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工作小组章程中，就有如下说明：负责研究制定和实施全局内部控制体系；根据萨奥(Sarbanes-Oxley)法案或其他可能上市地的监管要求，指定内控制度试点方案。萨奥法案要求公司内部控制要非常到位，这就增加了其合规性成本，而且公司高级管理层具有直接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此前一些国内银行放弃在纽约上市，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量，另一方面是规避“人治”风险。

　　由此来审视工行的改革之路，会感到决策层对银行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而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

　　“避免急功近利”体现在工行财务重组的每一个细节中。在核销和剥离不良资产之前，工行副行长杨凯生告诉记者：“现在首要的功课就是清产核资”；一位省分行行长说：“现在是交叉稽核和本区域稽核相结合，业务不断发生，数字变化，所以不断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竞标工行约4000亿可疑类不良资产的时间，之所以由原定的6月19日推迟至25日，就是因为还需补充一些数据资料。

　　央行副行长吴晓玲告诉记者，对工行“监管层今年并未像对中建两行那样提出考核指标”。但今年6月底财务重组完成后，工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9.12%，而8月次级债成功发行后，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07%，资本充足率预计可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

　　在来自竞争者的压力之外，在公司成立前，工行为何作了如此多的提前工作呢？

　　最大的隐患

　　汇改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记者得到了单独采访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机会。他认为虽然国有企业财政性破产对银行改革影响趋小，但财政性破产还是应该由财政买单，而不是银行。

　　去年11月，针对记者的提问，周小川也曾明确指出“工行的方案不仅是股改方案，而是整体改革方案。”

　　“整体”来自于工行改革的特殊性。这特殊性反映在记者从许多高层人士那里了解到的一种看法上，即国企改革特别是政策性破产对工行改革将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工行必须在新的一轮财政性破产启动之前把“问题”解决。

　　工行一位分行长详细介绍了其中“关节”。不良贷款其中不少并不是银行放贷的时候不慎重，也不是地方政府指令贷款，而是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脱壳”造成的。他觉得那些拨给资产公司的不良资产其实不是不良的，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提高效益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省力气，为了自己的小帐，对那些所谓真正破产了“关门、走人”的企业，一边这样说一边把后门一开拉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企业”生产是一样的，而且效益好了。我们都说破壳留给银行了，而那个蝉已经飞到树上唱歌去了。

　　因此，当工行改革方案公布时，对“汇金及财政部各持一半股权”，许多业内人士并不感到意外。汇金那位高层人士告诉记者：“财政部会直接向工行派董事。”

　　唐双宁曾告诉记者：“工行改革的步骤仍然是先财务重组后公司治理改革，财务重组是前提，公司治理是核心。当然，工行会吸取中行、建行两行改革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汇金和财政部各占一半股份，究竟谁说了算？”，工行一位内部人士曾不无担忧地说。由于不同于中、建两行的股权安排，财政部目前与汇金公司并列为工行大股东，工行在公司治理及战略引资方面，已明显由中、建两行的“汇金推进”趋向为“自我推进”。特别是

工行股改办下属的战略引资与上市处，在年初就已经与十余家国际潜在投资者磋商，到9月底工行成立公司前终有成果。这就意味着，工行成立公司后，财政部与汇金派出的人数相同的董事到位后，工行在公司治理及战略引资的大致框架已然成型。

　　为何不能50%？

　　但是，海外投资者从工行那里得到的会比中、建两行多吗？中行至少在态度上走在了前面。

　　李礼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汇金股份降至50%，并不意味着它将减持50%股份，这是一个组合安排，包括出售旧股、增发新股和配股。

　　李礼辉的表态意味着，在中行境外公开招股后，通过增发新股、配股等使汇金股份降至50%，就使突破25%的外资持股上限成为可能。与李礼辉一起参加一个研讨会的香港银行家更看重现实：“比如说外资在董事会只有一个席位或者两个席位，有多大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外商参股从25%增加到50%、51%？”

　　参与讨论的金融学家许小年的回答赢得了掌声：“从研究角度来说，中国银行股份卖到50%以上甚至51%以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涉及到如何看外资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中的作用，我们讲外资进来带来新的产品和技术，带来公司治理机制的加强，甚至带来一部分市场，比如说海外的市场。但是我觉得，我们看银行改革外资的作用，应该从国家二十多年以来，改革开放历史角度来看，这二十年来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什么呢？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银行改革也是同样的，我们关起门搞银行改革是改不下去的，一定要开放，才能把银行改革推进下去。”

　　“如果卖到50%以上，会有一些人担心国家对银行失去控制了，这个问题可以技术上解决。”许小年解释道，比如设置金股，国家有否决权。当然金股不能每天用，只是在事关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的时候，国家可以运用金股一票下去。因此商业部分卖到50%以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可以解决的。

　　杨凯生的态度也留有余地：“你的投股比例多少，你只能在董事会占有相应的席位。在我们银行占有一个席位、两个席位，或者更多席位，必须在银行整个资本占有相应的比例。”

　　但25%的总持股上限能被突破吗？

　　两月前在香港银行学会在京举办的一次酒会上，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告诉记者：“现在没有提高比例的考虑，但是明年年底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将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研究这些战略问题，等到我们有结果的时候，会向外透露，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安排。”

　　但在许小年看来，银行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银行改革为例。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韩国很多银行券都破产了，韩国政府花了大量的资金去把银行坏帐消掉，卖给外国投资者。有一家银行，韩国政府花了四十多亿美元清理坏帐，最后仅以三四亿美元卖给外国投资者。韩国老百姓不干了，认为这是贱卖纳税人利益、变卖国家资产。你卖掉银行，得到的是什么？当时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回答非常好，我们买回来的是什么，是信用文化、信贷文化，我们今天之所以走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用文化。

　　文化的背后是产权

　　至少刘明康和许小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记者曾向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询问“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他思绪片刻，很认真地说道：“是公司治理和信用文化。”

　　三家银行通过汇金尽快完成了财务重组，并重建准备金。接下来，它们应立即调整基本的贷款程序，并创造强健的信用文化。这可能是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步。

　　为了在中国牢牢建立起信用文化，为了使我们的银行体系牢牢树立起信用文化的概念，外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信用文化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是本土文化里没有的东西，不得不借助外力。许小年认为，外资参与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三十几、百分之五十几，数字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外资的参与，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国有银行的行为，建立起了我们的信用文化。

　　对不起，你不能够给我们发政策性的贷款，因为我到这里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我到这里来是要赚钱的。某某地方政府有一个重点的工程项目，你不能够要我支持，我就支持，因为我是赚钱的，我算一算，收益和风险不匹配，我不能够给这个贷款。外资参与下的这些企业行为，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下，相信我们银行地方部门负责人是很难如此做到的。你如果做了，地方父母官搞不好会把这个楼的水电煤气全停了，你怎么办？

　　因此，在信贷文化的建立和国有银行行为根本性的改变上，我们是对外资寄予希望的。如果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外资的产品和技术，我们就不用请他们进来，我们雇咨询公司就好了。

　　因为信用文化上的意义，远远超出技术管理等方面，所以许小年赞成加快外资进入的步伐，达到50%以上。至此，许表示银行改革只是部分涉及了产权问题，记者问他为何只是“部分”，他说因为外资持股只能到25%

　　难道在银行改革的进程表上没有产权改革这一项吗？当然不是。

　　为何不是金融国资委？

　　保罗-格蒂曾经评论说，“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那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那是银行的问题。”相信了解汇金成立，乃至了解两家试点银行股改决策过程的人士，都会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其实，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次注资出现在1998年。当时，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从理论上计算四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8%。果真如此的话，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乃至金融改革中担当主角的，将是金融国资委而不是汇金。

　　但真实情况是，按当时标准，资本充足率仅达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采取审慎的作法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则仅为-2.29%。这一现实改变了决策层在股改论证阶段地初步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消化四家银行主要依靠财政资源，由财政直接冲销或提供担保。于是，决策层确定了新的思路，即现易后难，标本兼治。“易”是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行率先试点，“本”就是公司治理。他们对两家试点银行的评价是：中行资金较为充裕、建行资产质量较高。而贯穿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一个全新的实体——中央汇金公司。

　　汇金一位高层向本报记者一语释之：“当初成立汇金公司而不是金融国资委，是为了更有效的体现产权明晰和推进公司治理。”在2005年7月13日“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在阐述金融改革时，周小川也谈到：公司治理改革是一项人们寄予重大希望的改革，我们当然不能使这项改革由于原则和指引方面的模糊性而最终令众人失望。

　　可以确定的是，汇金公司正在引导一场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革命。

　　中建两行拿到了450亿美元黄金储备，鲜为人知的是其中的近一半使注资行为更具投资意味。由此汇金公司代表国家持有中行100%的股权，控股建行的85.228%的股份，成为这两家银行无可争议的第一大股东。所注资本仍属于中央银行资产。

　　然而，改革的重心并不是数字游戏。在大股东的督促支持下，两行很快成立股份公司，建立了三会制度。在股改前期，因为可借鉴中银香港的经验，中行在董事会建设方面要优于建行。在张恩照任董事长期间，建行董事会发挥作用相对有限。从股份公司成立到张恩照辞职的半年时间，董事会只开过三次，党委会与行长办公会实际上“两会合一”，且几乎成为了张恩照的“一言堂”。

　　汇金高层曾向本报记者说：“汇金派去的非执行董事抱怨说参加不了决策会议，汇金前去协调，他们答应好好的，但董事会会议还是几乎不开”。谢平甚至当着建行官员的面公开提出：“我们要求建行对董事不能有信息屏障。”

　　汇金的底气来自于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巴曙松对此作了解释，作为国有独资投资公司，中央汇金公司担负着两大职能：一是负责部分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二是通过注资行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汇金对中行、建行和交行注资行为正是履行了上述职能

　　谁站在汇金背后？

　　汇金副董事长汪建熙曾表示，一直以来，汇金都是按照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挥行事。这个办公室一直放在金融稳定局，“中央汇金公司的机构设计和日常运行，从一开始就是金融稳定局来执行和操作的，实际权力也在金融稳定局，具体负责人就是谢平。”一位了解谢平的人士说。

　　在确定向两家试点银行进行外汇注资前夕，2003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中央银行的两大主要目标：保持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因此，由易纲、谢平筹建设立的央行金融稳定局的地位就日渐显赫。

　　而汇金公司则适当的成为了金融稳定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核心一环。05年初，谢平由金融稳定局正式履新汇金后，形势变更加明朗。有关金融稳定行政性措施由金融稳定局制定并执行，而市场化的措施则是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

　　此种设计的根源是我们进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各种努力。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某些混业经营的新局面。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的中央银行和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加强协调合作、建立金融稳定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英国将央行和金融监管分立以后，金融监管职能从央行的剥离仍然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从英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实际运营情况看，一则英格兰银行仍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必须为不具备创造流动性的金融服务局兜底；二则英格兰银行长期积累的金融监管数据和经验，是金融服务局所不可或缺的。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负有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责。为此，英格兰银行内部新设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市场稳定局。

　　有鉴于此，钟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先，人们担忧央行在面对金融监管时会因角色冲突而难以中立，所以鼓吹分离；而分离之后却发现，一旦央行、金融监管当局和财政部就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谁来最终决策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形似到神似的博弈

　　第一次波澜始于中行与汇金的一次争执。

　　04年12月末，汇金公司收到中行在次日召开董事会的书面通知。通知附带了一纸豁免协议。协议要求，与会的各位董事豁免中行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三日以前发出书面通知的义务。因为本次董事会五项议案中有一项实质性议案——《中行2005年预算案》，所以汇金需要时间准备，因此没有签署此豁免协议，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被迫延期。

　　在05年1月中旬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董事会遗留的股本回报率问题成为中行及汇金代表争议的焦点。汇金代表坚持股本回报率应达到11%，中行方面则认为不能达标。中行给出的理由是北京要盖银行大楼、上海正在收回一座大厦以及信息化建设，汇金代表指出这是概念错误，这是费用增加与股本回报率无关。

　　转眼到了3月16日，张恩照辞职后，来自于在汇金的努力争取，郭树清成为建行“一把手”。普通的白衬衣挽起了袖子，与旁边的学者并无两样：当记者在电梯里遇到郭树请时，第一眼几乎忽视了他。此时的他已经来到建行3个月，刚刚促使两个省级分行长引咎辞职，董事会成员也已体会到了“郭氏风格”。

　　当时，郭树清惊讶地发现，这家银行的董事会在监督业务时几乎没有起作用，董事们几乎从不开会，而前董事长领导下的银行党委却定期开会，甚至有的是为了审查小额贷款。于是，他很快恢复了董事会的地位。

　　3月25日，在选举其任董事长的建行董事会上，郭有备而来，拿出了加强董事会建设的五点建议，包括建立董事会专门办公室、根据高管尽职情况审议奖金发放方案、行内部门要定期向董事监事们提供能反映经营状况的统计资料和文件、董事监事可列席行内讨论经营决策的各类会议、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等等。

　　在张恩照时期，管理层应按照规定提前十天知会董事有关会议内容，但是这个知会期在现实中被缩减为一天。在这次董事会上，郭语重心长地强调，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要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的召开要按相关规定，提前通知各位董事，并在书面通知中列明议题，提供相关文件。

　　如汇金的那位高层对本报记者所说，郭树清还逐渐理顺了建行党委与董事会在股改中发挥的作用。他曾说，根据《党章》和《公司法》，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等公司的管理机构在分工上本不矛盾，党委会主要是发挥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支持保障作用，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委会的主张变为董事会的决策。建设银行在监督制约权力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从3月中旬以来严格规范了党委和各公司治理机构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4月15日，建设银行出台了《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廉洁自律六项要求》。

　　当本刊记者向郭树清询问如何看待履新后“局面大为改观”的评语时，他平静的以一句“大概吧”回应。

　　从一开始，汇金就对中行董事会的评价甚高，这是因为借鉴了中银香港的经验。中银香港大部分管理层都是外聘，具体经营党委不插手。对于战略投资者是否会进入高官层的外界疑虑，李礼辉明确告诉记者，除了董事会席位，中行将会邀请战略投资者进入副行长级的高级管理层。

　　同样，按照汇金的部署，两行的监事会开始发挥作用，谢平说：“主席也好，监事也好，我们告诉他，2004年没办法，刚成立几个月，2005年，对不起，监事会必须把所有的高管、董事，每个人干的怎么样，文字报告拿来给我看，然后我再决定给你多少薪酬。”

　　苏格兰皇家银行考察团来了……

　　迄今为止，从三家银行高层那里，记者从没有听到“大规模裁员”的词语。

　　5年前的，中国工商银行拥有约50万名员工。但自那以来，工行已关闭了约4万多家基层机构中的一半，裁掉了约13万人。工行行长姜建清表示，员工仍然过多，但当他被问及他将如何进一步裁员时，他说：“这是我最不愿意回答的敏感问题”，“但我们将通过退休来逐步解决冗员问题。”

　　高盛亚洲区董事兼总经理胡祖六此前认为，两行在人事制度上除了采摘一些“低垂的果实”，如裁撤一些分支机构和减少部分冗员，并没有触及到传统用人机制尤其是高管人事制度的根本缺陷，仍然是官本位至上，忽视了现代商业银行必不可少的专业管理领导才能。

　　总行层面的变化显然还不能令汇金满意。直至今年三月，许多分支行还抱着在股份制改革中没有多少事情可干的态度。中行3月份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了战略投资备忘录，但接下来的进展令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签署备忘录的消息随即外露，这家海外银行的股价顿起波动，于是股东敦促派考察团前往中行。考察团一行来到中行总行，感到满意，但是到了一些分支行，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讲就是“面有沉色”。汇金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不断督促中建两行将改革尽快进行到分支行层面，因为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尽职调查开始更为关注基层。

　　履新不久的郭树清也听到类似的反映，说股份制改革是上面的事，是总行的事，如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与分支行的关系不是太大，分支行在股份制改革中没有多少事情可干。

　　在4月29日召开的分行长春季座谈会上，许多分行长第一次亲睹了“郭氏风格”。郭树清告诫他们：“股份制改造不仅是总行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分行、支行的事情。”因此，每个员工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个员工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股份制改革作出贡献。

　　“铁的纪律”、“失职问责”一类字眼萦绕在座每位分行长的心头。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建行出台了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即《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该规定出台仅半月有余，湖南、山西两省分行行长即因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等原因而“引咎辞职”。本报记者曾问是否还会搞下去，他笑着说：“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的行长都下台”。显然，此举已起到了警示作用。

　　“我们不是太喜欢出风头”，“我们也有基层行长的引咎辞职制度”，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6月初作出了这番表态，他还特别强调了中行一直将人力资源改革作为其公司治理改革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与建行从3月中旬开始的董事会建设为主的治理改革不同，中行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人力资源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29家分行的改革具体实施方案已经获总行批准，按部就班的实施。

　　记者收到了一篇题为《中行江苏分行稳步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初现成效》的通稿，其中93%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危机意识明显增强，有些员工甚至使用了“心灵深处的震撼”、“灵魂的震撼”等字眼来表达感受，让他们有此感受的就是改革中突出的八个字——“以岗定薪”、“人岗匹配”。

　　近乎与此同时，建设银行在金融系统率先出台了《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违规行为积分管理的暂行办法》，借鉴交通管理部门违章扣分管理的思路，对建行员工和机构的违规行为实行24分制积分管理，达到24分者将下岗。

　　丑闻的力量

　　谢平最近透露，在两行进行的贷款损失责任认定和追究工作中，共处理了近5万人。其中中国银行共处理责任人1.8万人，建行共对约4万名应承担主管责任的责任人进行了追究处理。

　　谢平在他的关于金融腐败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金融改革中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根据谢平在2003年的调查，在3561份问卷中，调查主体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隐性收入占总收入的20%-60%，全国平均为28%，特别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信贷人员则超过30%。其中监管当局负责人的隐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门负责人和一般经办人员。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自今年年初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爆发10亿元资金被盗大案以来，基层金融机构一时间风声鹤唳，先后有山西和吉林等要案被公布出来。银行案件的大面积曝光，一方面彰显了监管当局力除陈弊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层银行尚存有薄弱环节。

　　刘明康在9月的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尖锐地指出，由于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仍然未认真执行银监会关于防范操作风险的13条制度，致使今年以来的新案发案率仍然较高。这类会议银监会已经接连召开了六次。刘明康认为案件高发的原因一是旧体制的弊端、当前复杂的社会矛盾、较差的社会信用环境和不良的银行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与作用；二是商业银行自身管理体制不完善，基本制度执行不力、内控制度不落实和对基层机构特别是对机构负责人管控不到位。

　　丑闻影响了战略投资者的股东们的情绪。自从三月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拟投资中行的消息爆出后，这家银行的股东们的反对声音不断，理由是最近中行出现了一连串丑闻和内部欺诈。直到8月4日，这种声音迫使苏格兰皇家银行单方面取消了入股计划的宣布。接近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人士说，该行与中国银行之间的交易已经最后敲定，只是最后时刻的技术和法律问题使它未能宣布。

　　等到8月18日，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协议时，人们知道了法律问题所指——“保护性条款”。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的一个银团将支付31亿美元，收购中国银行10%的股权，该银团承诺持股三年，同时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证和保护，担保该财团的投资不受中国银行财务突然恶化和其它风险的影响。据悉，苏格兰皇家银行赢得的上述让步，是购买海外投资者所获得的第一个此类担保。

　　下一个？再下一个？

　　汪建熙曾说要接手一金融集团，谢平的存储卡装着对光大的注资方案，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寻求汇金的注资：一盘大棋局日渐清晰。汇金公司通过各类方式注资银河

证券55亿元、申银万国40亿元、国泰君安25亿元，合计120亿元。国有银行、金融控股集团、券商…….随着汇金控股、参股企业信息披露不断增多，汇金公司亦将从“幕后英雄”转而成为公众度极高的“前台明星”。

　　在健全控股企业公司治理之时，关于汇金自身的治理结构，钟伟并不认为类似淡马锡那样不公开财务的做法是可取的。因此汇金在内部治理方面可以比淡马锡走得更远。汇金应有勇气披露其章程、人事构成、资产负债表等关键信息，以获得公众对其的支持。

　　汇金既不会成为淡马锡，也不会成为金融国资委等如汪建熙所言的“政府工具”。因为汇金一年的脉略正在显现其核心使命——构建中国金融产权基础设施。

　　为了产权及财富更有秩序、有效率地创造与交换，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软环境”，既市场制度层面的产权基础设施。刘明康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初步体现在国际评级公司最近调升了对这两家的评级。尽管如此，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国有银行改革成功有待于一系列外部条件的支持，例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良好的产权基础设施、健康的信用文化等。

　　这就意味着，在汇金促进了产权多元化、实现了公司良治后，它应该逐步退出。国际上主流的做法是，政府在“注资”并接管相关金融机构后，会在它们基本有能力恢复正常经营时，退出相应的股权和资产。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都曾这样做过。政府“注资”后，采取一些列积极、严厉的措施对这些金融机构加强监控，有的还设定分阶段的经营目标，这些措施对扭转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取得明显成效。其后，政府退出，恢复其应有的市场地位。

　　“政府逐步退出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建立健康、有效率、有竞争力的银行和金融体系。”胡祖六说，“如果不改变银行的现有产权结构，包括注资在内的很多改革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汇金是中国银行业文化革命的棋手吗？

　　检测改革效力的标准是，改革是否能将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融入银行贷款政策的核心，从而打破上述循环。要做到这点，仅仅自上而下得强行施加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行一位外国央行官员所说的“文化革命”。

　　这种办法也许太激进了。但不可能既把银行体系保持在政府控制之下，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现代银行业体系。事实很可能证明，试图两面兼顾将是一项代价最高的政策。

　　李礼辉对记者的回答已经传递出强烈的信号，欢迎战略投资者进入高管层，汇金持股可降至50%。

　　刘明康告诉记者，现在没有提高比例的考虑，但是明年年底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将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研究这些战略问题。

　　“我们不想在上市后听到任何丑闻。”刘明康希望。

　　在银行改革经过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多元化洗礼后，当然一切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