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优先

　　生命的权力永远大于财富的权力，大于任何物质形态的权力，并大于权力本身。只有在尊重生命权力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其他的的排列组合。 <

　　在公路上究竟谁优先？让行的应该是车还是人呢？

　　在北京公路上优先的似乎是领导的车辆。多年前经常看到那样的景象：中央领导车队 出行时，十里长安街路口都被封住，只是在听到警车长笛，一辆辆垂下帘子的车疾驰而过后，道路才又恢复了安静。我想以前皇帝出行也不过如此。

　　弱者优先

　　回想起来这种情况在北京竟然少了，而领导们出行却在增加，外国领袖的到访也在增加，这意味着进步。如果一个现代化社会，这种优先的车队越少，这个社会也就更民主。

　　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国家元首出行，车队前呼后拥，护卫的车队也都很多，但是他们因此造成的交通堵塞却不多，这和西方道路的管理和军警维持秩序的能力有关。其实更大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元首越来越显示亲民化的作风，尽量不兴师动众，比如法国。我曾在法国工作，在那里开车十多年，很少碰到因为国家元首出行造成交通堵塞的现象。现任总统希拉克曾经让他的车队停在红灯前，像正常人一样遵守着交通秩序。使你不能不为之感叹。

　　在西方什么样的车享有特权？除了少量国家元首和外国元首来访的车队以外，有特权的车是挂有明显标志的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这些车辆拥有特权都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命-垂危的生命或者是遇到危险的生命、或者是追捕行动、其对象危胁到别人生命的。

　　除此之外有特权的车辆是校车。西欧国家由于小学密集，大城市的孩子们都由家长步行护送上学，在农村的校车是把孩子直接送到孩子自家的院子的。在北美，校车是享有特权的。当它们停在马路边，小学生们上下车时，驾驶员左侧就会伸出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STOP。这时即使旁边的路空着，不仅在校车后边的车不能超越，如果路窄，对面的车也不能开过来。两边的车只能排着队候在那里，等到孩子们鱼贯下完车，校车重新行驶时才允许超车。

　　我在校车后面尾随过多次。如果碰到孩子们毗邻而住，校车可能几百米停一次，那时远看前面空旷的路却不能超越，跟在后面蜗牛似的行进，只能叹息自己的运气不好。但规定就是规定，在被堵住的长长车队中，我从没见过一个为此不满鸣笛的，更没有等不及超车的。

　　在多伦多这个北美的大城市里，孩子们放学时，警察会守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等孩子们像羊群般穿越马路，才将两边的车辆放行，而不管是否红灯还是绿灯，因为孩子就是红灯！我理解这是一个弱者先行的原则，孩子们是弱者，应该予以保护，所以让他们先过马路。如果是残疾人或盲人，过马路时车辆也会停下来，这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的标志。 <

　　自然界中强者优先，动物是弱肉强食的，以强权维持秩序。而在文明社会里人类则是弱者优先，以公正、道德和纪律维持秩序。这可能是人类进化和动物进化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吧。

　　行人优先

　　在巴黎或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有人违章穿越车行道、既没有看红灯又不走斑马线的话，驾车者也会停下来。而在北京，驾车者会设法绕着过去，他们甚至可能加速，以便赶在行人前面。总之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如果行人违规他就可以不让行。于是人车争路成了北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行人得冒着被撞伤的危险勇敢地挡在车前，才能比车先过马路。 <

　　中国的行车规定虽然源自于欧美，却在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上采用了北美而不是欧洲的方式：那就是红灯前，汽车可以右拐。北美的大部分地区里实行的是这样的规则，但那里的车虽多，人流没有中国多，所以这个规定显得很实用，它分流了一些右行的车辆。在这一点上，北京的司机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到路口右转弯时就会加速，而在北美，所有驾驶者在右转弯时都会减速行驶。至于西欧国家，绝大部分是红灯禁行的，任何车辆都得停在那里，右拐就是闯红灯。我们的交通规则的蓝本总体上似乎以欧洲为主，但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却采用了北美的方式。红灯准许右拐虽然分流了一些车辆，却阻碍了大量行人。由于北京的车越来越多，许多路口右拐的车辆几乎不间断，行人根本无法从容的穿越马路。在南三环赵公口这样拥挤的路口，红灯可以右拐这个弊端显露无疑。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这里的来往车辆并不比别的路口多很多，但是因为行人多加上桥下拐弯的标志不合理，即使不是高峰时段也天天堵车。我经常看到警察和协管徒劳地在那里指挥，秩序却依然混乱。经常是过几个人，便有一两辆车抢过，然后再过几个人，再抢过一两辆车。人车是以最慢的方式同行的，所以总是堵车。事实上，行人如果不挡在右拐的汽车前面，逼的汽车只好停下时，他就永远都过不了马路。如果改掉这个规则，红灯禁止右行，至少行人可以安全地走过马路。

　　在亮马桥桥下三环路上，过马路则要冒要着生命危险。在那里，一个绿灯是过不去的，一般要等两个绿灯，以便分别过三环路两边的辅路。即使分两次，每次过路口时我都胆战心惊，因为右行的车几乎不断，它们大部分都没有红灯前减速的意识，仍是呼啸着冲过来，企图在行人的间隙中右转弯，抢先过去。北京的车辆之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一个普通的路口，车流一辆接一辆，居然不间断，几乎天天如此。我去过那么多国家的大城市，没有见到这种情景。

　　在这个意义上讲，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绅士风度般地等待车过去，没危险时再穿马路是件不可能的事，你只能看着汹涌的洪流，一浪接一浪，站在那里望车兴叹。

　　尊重生命

　　北京的东二环路曾经出过一个恶性的

交通事故。一个根本不懂交通规则的外地来京打工女子只是想超近路，在横穿这条全封闭的快速路时，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的当场身亡。这个事故后来怎么判的，我没有见到报道。但是几天后我在出租车上和一个司机谈起此事，那司机对这事的解释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只能开过去撞死她，因为二环路是不允许行人横穿的。司机没有错，即使他有时间急刹车，汽车也会因惯性打横，反而要负其它车被撞坏的责任。

　　看我听得目瞪口呆，那司机解释到，这种情况下撞死人司机没有责任，也无须赔偿，但是急刹车导致连环

车祸，司机则要负第三者险，对其它撞坏的车有连带责任。所以换了他，也会直冲着人开过去，损失一个人避免损失其它车。

　　车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所以宁撞不躲。那次听得我真是不寒而栗。

　　在北京，汽车尊重行人的例子也有，但我只是在北大校园里看到过。

　　那次我是坐在北大一个著名教授的车里，我发现一进校园车速变缓。司机没有试图超越前面的学生，因为教授告诉司机让学生先走，因为是他而不是学生坐在车里。这让我想起来每次进这座校园都看不到疾驶的车辆，也没有听到过急刹车声，鸣笛声似乎也很少听到，而这个校园里行驶的私家车中是很有些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的。究竟是这个中国学界的圣殿让这些人徒生敬意，还是这些人本身就有很高的修养呢？为什么环境不同行为也不同了呢？反正那里的莘莘学子在校园穿行中是自由的，如同那里的学术空气一样。而他们都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农村的穷乡僻壤，原本和那些农民工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依然有礼貌，就是说人是可以改变的。

　　北京的交通不是不能改善，重要的是政府要教育行人和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尤其要制订出优先的秩序，如果是强者优先，这个城市就会被冲动和野蛮所困扰。如果是弱者优先，这个社会就会恢复秩序。北京应该有足够的物质和财力资源做到这一点。政府对违规的驾车者要加大惩罚力度，罚得他们不厌其烦。而对于行人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教育，即使他们有优先权，也不能横穿车行道。

　　人们应该知道，在一个既有汽车、自行车又有行人的路上，强弱的次序是这样排列的：汽车有装甲般的金属壳又有速度，所以最强；自行车次之，因为装甲和速度都比较差；只有行人是以血肉之躯，既无装甲又无速度，所以最弱。这时候的让行秩序应该是：汽车让自行车，自行车让行人，只有后两者时也是行人优先。

　　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行人都应该比车辆有优先权。因为对机动或非

机动车辆来说，行人永远是弱者，而生命的权力永远大于财富的权力，大于任何物质形态的权力，并大于权力本身。只有在尊重生命权力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其它的排列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公路上行人的优先权毋庸置疑。行人就是红灯！

　　(作者单位：中信国际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