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不是垃圾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要谨防误区

　　如果说之前的循环经济概念还是初级版本，那么现在讲的循环经济则要升级为2.0版。

　　撰稿／苏庆先(记者)

　　时下的中国，循环经济正在从一种学术理念和一般实践转化为国家战略。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地看到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在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另一方面我们又注意到在当前热烈讨论和实践推进的过程中，也往往伴随着对循环经济的误解。

　　例如，许多人想当然地将循环经济看作是一种垃圾经济。

　　“实际上，利用废弃物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方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说。在中国，循环经济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环境管理模式提出来的。

　　1998年，诸教授随上海政府可持续发展考察团赴德国考察。考察团从该国2年前生效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中听到了“循环经济”这一名词。“当时，德国的‘循环经济’只是指的是‘垃圾’经济，后来我们又引入丹麦的生态工业园区和日本的零排放企业等实践，并在总结国外生态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减物质化战略等研究成果，研究国外相关提法的基础上，归纳了一下，称为‘循环经济’。”

　　2002年以来，循环经济的概念得到最高决策层的关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十一五规划建议”，循环经济由学术关注和一般实践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和重要的发展政策。在国际上，联合国等世界组织以及一些国家元首也认为中国选择循环经济是在负责任地探索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在循环经济成为社会热潮的同时，很多人在对循环经济的理论内涵和实施路径的理解上陷入了一些误区。“现在到处都在讲‘循环经济’，其中不乏盲目跟风和概念滥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因此在实践力度加大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诸教授说，“如果说之前的循环经济概念还是初级版本，那么现在讲的循环经济则要升级为2.0版。”

　　循环经济不是垃圾经济

　　“循环经济”这一概念虽然包含了德国废弃物法的思想启发，但它并不等同于德国的垃圾经济概念或日本2000年提出的循环型社会概念。它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比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要高得多。诸教授认为，中国版的循环经济在所涉及的过程、对象、主体三个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差别。

　　在过程上，中国版的循环经济被定义为是以3R原则为手段、以提高生态效率或资源生产率为目标的生命周期经济。3R指的是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回收或资源化)。减量化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的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而回收或资源化则是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目前，德国和日本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发展以recycle为导向的静脉产业以及建设相应的制度，回收和利用废弃物是它们的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例如，日本的循环型社会翻译成“recycled society”而不是我们强调的基于物质全生命周期的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但是废物再生利用和资源化只是减少最终废物的方式之一。“我们认为，三个环节中第三个分量最轻，最关键的是前两个。因为前两个环节做好了，可以避免或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前两个环节涉及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而一般的废弃物资源化不改变现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因此本质上具有末端治理的性质。”

　　在对象上，中国版的循环经济包含的内容也要比德国和日本也要广泛。后者主要涉及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和资源化，而中国的循环经济要求把3R原则应用到水资源、

能源、土地资源、重要原材料等领域，以便通过循环经济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环境友好的道路。

　　在主体上，中国版的循环经济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行动。政府应通过规划、法律、经济政策等手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企业应通过循环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积极的生态效益，社会应通过循环经济建立一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循环经济需要理论创新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理论的影响。在这种经济学理论的潜移默化指引下，我们的经济在物质规模飞速扩张的同时也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然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诸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需要进行与中国发展实践相适应的重大理论创新。

　　诸大建教授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研究以美国马里兰大学戴里教授为代表的国际生态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决策层关注的生态经济理论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限制人类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本的匮乏。由于自然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当年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在规模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可无限扩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限制的，好的发展应该是一定物质规模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在效率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要素不同，生态经济理论强调要同时注意提高土地、能源、水等稀缺资源的资源生产率，等等。

　　诸大建教授认为，生态经济理论的这些看法，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重要启示，为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启示。首先，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本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本供给规模问题，例如中国城市化的最大土地供给能力应该是多少，中国工业化的最大能源消耗水平应该是多少，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本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生产率；第三，应考虑社会公平，对于外部来说，需要在自然资本需求方面争取合理的发展权利；对于内部来说，需要考虑自然资本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合理分配。

　　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

　　受到生态经济理论的启发以及了解到欧美一些有影响的绿色智库提出的减物质化战略等情况，诸大建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循环经济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未来减物质化发展的适宜模式问题。他说，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

　　A模式，表现为经济总量和环境压力同步增长，即资源生产率没有明显改变，经济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的。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的道路。

　　B模式。表现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二者间出现所谓“脱钩(de-linking)”。从长远来说，它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必需的，但就当前来说，最可能是工业化以后的发达国家争取实现的目标。

　　为此，诸教授提出了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趋于稳定的过程。

　　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最多增加一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C模式既不同于沿袭资源高消耗的A模式，也不同于适合于成熟经济的B模式，它赋予我国GDP增长一个适当的缓冲阶段，希望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进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的发展状态。

　　诸教授指出，中国C模式的实现和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来进行，即我们要把C模式的发展目标细化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城市模式中去。这时，还要特别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整合来提高资源生产率。

　　诸教授认为，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科技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或四种方式，即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产品替代和系统革新四个阶段，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革新”两种方式。而在制度方面，由于政府往往会代替市场制定很漂亮的循环经济规划或资源节约规划，但却难以被市场和社会接手，所以需要从以往的政府单一主体方式，转变到依靠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联动机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