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钱：中国式扶贫之丰宁标本

　　编者按

　　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到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时，用了“千方百计”一词。农民增收、扶贫开发，已成为国家大计的重中之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20多年主旋律地位的“先富论”，将在“十一五”中转变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进步中的中国，正以中国式扶贫朝这一目标越走越近。

　　本报记者 张馨月 发自河北丰宁

　　早上6点30分，老赵上了车，从家乡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最北边的草原乡赶往县城，与他同行的还有七八个老乡，都是大包小包背着拎着。

　　地图上，丰宁和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8公里，老赵却要在188公里路窄弯急的盘山路上颠簸4个多小时。“我们干的是市政项目，包吃包住，好的时候每个月能挣1000块,比干建筑的强多了。”老赵家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来城里打工。老赵出来七八年了，家里的地包给了别人，去年还盖起了三间砖瓦平房。“村里没有楼房，俺家算是不赖的。”老赵脸上泛起笑容。

     贫困县帽子一戴20年

　　丰宁是个典型的北方贫困县，地跨内蒙古高原南缘和冀北山地。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像老赵这样的农民背上行囊、外出打工。作为北京市劳务输出基地之一，全县年输出农村劳动力达3万人次,这已经成为农民摆脱贫困的主渠道之一。

　　根据该县2002年统计年鉴，全县总人口37.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3万人。这一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16.5亿元，财政收入7500万元。自1986年以来，丰宁戴了近20年“贫困县”的帽子。309个行政村，有152个是贫困村，三分之一的人属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大都是广种薄收、土地贫瘠，自然环境差、气候条件恶劣。”丰宁县扶贫办副主任孙义儒说。

　　丰宁在河北省是数一数二的大县，总面积8765平方公里，南北长138公里，分为西北部坝上高寒区、中部接坝深山区、东南部坝下浅山偏僻区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目前丰宁全县农业人口人均水浇地只有0.6亩，贫困人口人均仅为0.3亩。

　　常年的“吃饭财政”让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无能为力，直到2002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百平方公里不足10公里，为河北省最低。至今，仍然有41个贫困村不通公路，还有30多个村季节性通路，一场大雨，山洪随之而来，路就断了，进不去出不来。

    扶贫“四间房模式”

　　与老赵家相隔一百多公里外接坝地区土城镇四间房村的李明贵一家五口因为老的老、小的小，还要侍弄家里的两头牛、包下的十几亩地，没有办法出去打工。

　　“我们这里相当干旱，每年只能种一季老玉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殿起算了一笔账：人均3亩地，四口之家分的地每年收1万斤，一斤玉米5毛钱，除去农药化肥之类的投入，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是1000块钱。

　　“我们现在一个是借着村村通工程，把东西沟路修起来，解决行路难和通商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借着定点扶贫的机遇，把2万米的大渠修好，这样人均就能多出1亩水浇地，可以种点高附加值的作物。”在周殿起看来，有了这两个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开始产业结构调整，村子的脱贫才有希望。

　　四间房村属于丰宁县二期扶贫村。10月26日一大早，丰宁县副县长兼扶贫帮扶组组长冯秀平、丰宁扶贫办副主任程桂森和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下称“省建投”)工会副主席王万林，就一起来到四间房村。

　　四间房村是省建投的定点扶贫村之一。作为省发改委所属的国有企业，从2001年到2004年，省建投在帮扶上投入了300多万元。2002年，他们曾在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投资200万元修路，帮这个封闭的村子打通了到北京的通道。

　　据程桂森介绍，在这一轮扶贫工作中，国家发改委、民建中央、省7个部门和两所大专院校、市14个部门定点帮扶丰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无钱无力的还可以帮着借力搞搞外联。”

　　四间房村的水渠工程预计投资148万元，水利部门投资40万元，村子里用群众出工、就地取材沙石的形式自筹10万元，帮扶单位需要投入近100万元。在修公路这一项上，帮扶单位的预计投入是200多万元。

    先富促共富

　　修路建渠，在周殿起看来只是脱贫的第一步。四间房村现在有400多头奶牛，村发展规划中写着，2007年达到2000头，建成规模奶区。“销售市场不成问题，村子大部分的奶都供给了三鹿。”周殿起很自信。

　　李明贵家去年养了两头奶牛，每天都要到丰宁三鹿乳业有限公司设在村里的奶站送奶。一年下来除去成本，一头奶牛正常情况可以收入3000元。

　　奶牛养殖是丰宁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按照丰宁三鹿乳业有限公司经理马中岳的估算，全县目前存栏的奶牛有2.2万多头，其中有1.5万多头产奶牛，80%以上的奶源都供给了三鹿。马中岳拿出最新的会计报表：2004年，付给农民的收奶款是4507万元，到今年9月，三鹿已经累计付给农民2.18亿元收奶款。

　　除了三鹿这样的龙头企业，还有70多家以养殖业为主的“大户”，孙玺民算是其中之一。他是土生土长的丰宁人，1995年到北京发展,有了自己的企业。2003年，在家乡政府的邀请下，回乡投资1600万元建起了大型养殖场。其中，近1000万元的资金是通过政策协调，用企业做抵押，贷出来的扶贫贷款。政府还出资28万元帮助他建起了青贮窖。

　　“分散的饲养方式终究要淘汰，我们要帮农民着眼长远，扶贫项目要超前谋划。”孙义儒说。

    最大问题依然是钱

　　贫困县扶贫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三部分。其中以工代赈资金由计划局安排使用，而财政资金是发挥作用最大的一笔。

　　在丰宁，周殿起算是很有能耐的“村官”，每年都能四处“求”来不少钱。但最让他头疼也是这个“钱”字：靠捐助的钱只能零敲碎打地解决小问题，村里要发展养殖，一头牛少说也两三千元，很多农户们希望通过信贷来解决问题，现实情况是“光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根本贷不出款来”。

　　让农户们寄予厚望而又失望的是扶贫贴息贷款。这部分钱占了扶贫资金总额的50%以上，1998年金融体制改革以后，由

商业银行负责发放，一律实行有价

证券质押。

　　但是，“贫困户如果能拿出存单做抵押，又何必和你借？”

　　今年丰宁县年扶贫贴息贷款的指标是1800万元，但从年初到现在，一分都没用上。

　　更让人揪心的是贫困户的子女上学问题。丰宁县去年的高考升学率达到了70%，本来就不多的

助学贷款更是捉襟见肘。过去因病返贫、因灾返贫的比例比较大，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因学返贫，这是扶贫干部切身的感受。

　　从扶贫的角度来看，一个孩子出去上学，家里的土地省下了，算上下一代，出去一个人就等于给村子减少了3口人。“这是个很好的扶贫渠道，可我们现在就是帮不上，心里挺难受。”周殿起在想，国家能不能给因学返贫的孩子直接提供点贷款？

　　在开往北京的汽车上，看着窗外的大山，老赵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出来，也希望有人能到自己的家乡投资建厂，家乡好起来了，他就不用一直在外做工，至少可以多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