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农村城镇化：身份土地组织一起变

　　农村城镇化是一个普遍又艰难的话题，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自2004年下半年起，正式实施“村改居”工程，一场由工业化带动的农村城镇化改革全面启动。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锡兰 ★见习记者 陈婧 ★蒋泓/广东报道

　　2004年，是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长安人， 开始有了新的身份—城市居民；长期赖以为生的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村民收入也有了新的来源：以土地入股享受分红……

　　长安镇是广东省东莞市下属的乡镇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先富起来”的地区之一，2004年长安镇的人均收入就超过了万元；在城镇化改革之前，长安镇虽然名义上仍属于农村，但其农业产值只占其经济总产值的2%，而工业则占了60%以上，属于典型的“非农业化”乡村。

　　正是在具备了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大背景下，2004年下半年，长安镇的城镇化改革试点全面拉开。

　　对于目前备受全社会关注的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而言，长安镇的这一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城镇化改革试点，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借鉴案例。

　　一个农村城镇化改革的试点

　　长安镇的试点行动缘起东莞市的城镇化改革政策。2004年5月17日，东莞市“村改居”政策出台，先行在下属的8个镇试点，长安镇的12个村委会均被纳入了第一批“村改居”的试点范围。

　　“始料未及”的城镇化进程

　　所谓“村改居”，根据东莞市的设想，从2004年开始的五年内，“将原村委会的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自然撤销，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管理事务，并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成员”。

　　与“村改居”配合实施的另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把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部门及相关人员从社区居委会中分离出来，并入股份经济组织，并实现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

　　换言之，按照东莞市市长刘志庚所说，目标是届时必须实现三个“转化”—“农村人口全部转化为城镇居民，原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原集体经济组织转为股份制企业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

　　在此大背景下，2004年8月31日前，长安镇以及各村分别成立了“村改居”工作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镇层面的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袁德和任组长、镇长梁荣业任副组长。

　　2004年9月、10月的60天内，长安镇的村改居进入实施阶段—整个行政框架变革的所有相关工作几乎同时启动。

　　这次变革涉及了“户口、地名、门牌、社区行政、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费保障、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社区党组织设置及党建、工青妇工作，农村集体土地处置和居民住房规划管理，社区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社区计划生育和社区市政、治安、消防等社会事务管理”。

　　乌沙村的江贝村民小组的一个干部说：“工作非常琐碎，又非常关键，出不得错”，特别是在籍人口统计，会“影响到股份的分配问题”。

　　2004年12月底，长安镇的所有“村改居”和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工作完成。

　　至2004年底，长安所辖的12个村委会全部改制为居委会。

　　在《长安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3-2020年)》中，用“始料未及”四个字形容长安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镇化进程。

　　改革核心：集体经济股份制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国有问题似乎是无法回避的一对矛盾，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

　　据了解，在大规模进行“村改居”之前，长安镇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到与外资和民营三分天下的地位。而村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所得来自集体土地的分红和集体资产的收益。

　　在长安镇的有关资料清楚地写着：“各村通过兴建厂房、商铺等物业来发展集体经济，工缴费、管理费、厂房商铺的出租费用和商贸服务业收入成为村、组经济的主要来源。”据说在乌沙村，一个村民一个月的物业分红就达到1000元。

　　因此，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成为“村改居”的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长安镇上报东莞市的《长安镇“村改居”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记者看到两条原则分外醒目：第一、不得侵占、乱瓜集体资产，不得削弱集体经济；第二、村民利益不受损害—“本次改革要确保原村民得益不低于改革前，分配权益得到落实，并实行同股同酬。”

　　长安镇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开展农村股份制改革清产核资工作—“核实各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据介绍，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长安镇的所有经营性资产和各种负债均纳入股份制改革范畴，非经营性收入全部纳入社区公共收支的范围；总股本金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村组两级集体股份收益，村级股权配置优先考虑并保证改制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集体支出需要，在此前提下，再考虑把剩余股权量化给村民；村级集体股份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少于50%。

　　据了解，目前长安的12个居委会均设立了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构架包括：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为了稳定过渡，目前，由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任董事长，居委会主任兼任副董事长；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由居民小组长兼任，由社区党支部推荐董事会、监事会、董事长和监事会主任人选，并提交股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总经理由董事长推荐人选，经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后产生。

　　首届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后再按规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大会就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实行“一股一票”制。

　　据乌沙居委会一名干部介绍，股份制改革以后，按人头分股。一人一个月的分红比改革前翻了一番，达到2000元/股，但是“违反了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口就没有股份。”

　　改制后，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原村委会的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管理职能，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社区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中间有需要股东个人负担的费用，采用“从股份分红中代缴”的办法，保证社区居民保险费及时足额征缴。

　　“村改居”后的居民，与本镇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个体经济组织等形成劳动关系的，按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同时停止参加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及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应按照企事业职工管理的原则，在镇社会保障分局办理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困难户补助、老人金等社会优抚性支出由社区居委会统筹解决。

　　为何走城镇化道路

　　“农转非”似乎一直都是中国大多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东莞市市长刘志庚认为“村改居”有更为全局的意义：“‘村改居’将推动国际加工业基地向现代化制造业名城的转变、农村人口向市民转变以及城市建设由城乡一体化向现代化城市转变。”

　　不过，长安从农村乡镇转化为城镇的制度安排或者说城镇化改革，并非是人为推动的，它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带来的农村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同时，城镇化也是未来大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迟早要走这一步”，长安镇镇党委书记袁德和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村改居’更像一种破茧，代表了长安向更高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目标转型的必然趋势。”

　　对于农村为何要走城镇化改革之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刘仁根分析说：“乡镇级别在行政圈层和普通民众的思维上形成的枷锁，以及村、组各自为政管理方式造成的资源内耗都给‘村改居’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与一些地区高度集中的工业园区不同，长安镇13个社区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工业园。因为每个工业园不同的产业混杂而居，目前都很难给每个工业园的产业归类。

　　除此之外，住宅与厂房相邻，商业区与行政文教区混杂。因为各村的道路网络不够衔接，这里的丁字路口显得特别多。

　　城镇化解围土地瓶颈

　　程国兴是某台湾知名电子公司的华南主管。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电脑配件和mp3一直在长安的四、五家工厂贴牌生产。这段时间他一直为如何在长安再增加一两个厂子的计划烦恼。

　　“新的厂子一直没进来，因为老是批不到地”，老程说。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长安现有工业用地1862.8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量的42%。建设用地存量约为18平方公里。从1997年到2003年，土地的消耗速度大约为每年2—3平方公里。

　　换言之，按照这样的惯性，长安现有的建设用地存量只可供6—10年使用。

　　“与长三角的城镇不同，珠三角的土地储备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邹建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说到底，是土地瓶颈不足以支撑旧有的发展模式。”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朝光认为：“能源、土地等资源的紧缺以及环境容纳力的趋于饱和，都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要走区别于长三角的特色模式。”

　　因为发展空间有限，只能巩固和发展现有企业，抬高新企业进入的门槛。按照东莞外经贸局长黎桥根说法，只有世界500强企业和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龙头项目、产业链和供应链长的核心项目才是理想中的“乘龙快婿”。

　　“从引资到选资，长安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标准：第一、IT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第二、污染小，耗用劳动力资源少的企业；第三、投资规模不得低于300万美元，厂房规模必须在5000平方米以上”，镇长梁荣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满足条件的，即使白送也不要”。

　　据了解，2003年以后，长安新增的IT产业占总招商数的80%以上；一条污染大的生产线都没有上。

　　谈起长安的隐忧，镇长梁荣业坦言：“长三角以‘环境建设带动产业’的后起之路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和启发。虽然长安不可能提供像长三角如此廉价的土地，但是改善城市环境、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引导产业升级等方面，长安还有潜力可挖。”

　　按照设想，从2003年至2020年，长安的城镇性质将发生转变，即实现从珠三角综合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转为珠三角核心圈层中的地区级中心城镇—“充当深港等中心城市的加工制造业基地、生活居住基地及休闲旅游基地”。

　　长安的历史巨变：从昔日“集体大逃港”到如今“双料名镇”

　　近年来，东莞以平方公里就有20家企业的密度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谓；而在长安，这个数字是每平方公里近30家。所以有人说，如果说东莞是“世界工厂”，长安就是这个“世界工厂”的核。

　　长安的工业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奇迹，可以简单的看两个数字：2004年长安镇一年的用电量是36.2亿千瓦时，超过用电大省广东省内7个地级市的用电总量；2004年长安的人均收入更是高达13827元。

　　长安有两多—车多、工厂多

　　在今年首次推出的全国“千强镇”名单上，长安名列第三名。支持这个名次的数据是：2004年长安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62.1亿元，利用外资总额28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5.6亿元，人均收入13827元。

　　另一组数据是，1992-2004年的12年中，长安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几乎是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的1.5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

　　长安镇，户籍人口3万，外来常住人口近60万，总面积83平方公里。从地理位置看，长安位于东莞的中心地带，是广州、东莞与深圳交通往来的南大门；如果从广州驱车前往深圳，无论走广深高速还是走107国道，长安是必经之地。这种地理优势，为长安工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

　　对于新到长安的外地人来说，感觉有两多：车多、工厂多。

　　“在83.4平方公里的长安地域内，仅仅是二级以上的公路就有200多公里。”长安镇政府的蒋超卓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这个密度可能是全国小城镇中最高的”。

　　但尽管如此，道路依然不够用。因为在长安进进出出的车辆实在太多。

　　如在贯穿长安的G107国道和S358省道上几乎天天人车喧闹。每天从珠三角、全国乃至国外发来的运输车辆排满了长安工业区的大街小巷；整车整车的橡胶、塑料、钢板等原材料运进大大小小的民营、外资和个体工厂，随后这些货车又把长安生产加工的电子、五金、机械、鞋子、玩具成品或零部件运往国内外。

　　广深高速公路、G107国道、S358省道就像三条给养线横贯长安而过。如果以长安为圆心，那么，广州、珠海、香港、珠海、澳门等珠三角大部分城市大多都可纳入长安的一小时车程之圈内。

　　而长安车多的原因是这里的工厂多。

　　“长安怎么会有这么多工厂呢？”刚到长安镇某电子厂工作的江西小伙子王魁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他的惊讶。

　　王魁只知道他所在的一条小街上有15个工厂一字排开，但他不知道长安镇38平方公里的小天地内，汇聚了大大小小2200多家企业。换言之，长安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近30家企业。这个密度水平不仅超过了中国的所有小城镇，也超过了长安所属的东莞市本身，而东莞以20家/平方公里的企业密度拥有“世界工厂”之称谓。

　　记者在现场调查中发现，在长安13个社区(2004年底之前称为12个村委、一个居委)的几十个工业区内，电子、电器、五金、机械、玩具、制鞋、制衣等大大小小的工厂密密匝匝，彼此之间只有一墙之隔。

　　工业兴镇—机械五金制造基地

　　据介绍，东莞的制造业分工精细，长安镇的主打业便是机械五金制造，目前围绕电子、电器、五金、机械、鞋子、玩具等，一条机械五金模具的完整产业链已经在长安镇形成。

　　来过长安的人都惊叹长安机械五金模具行业之盛况。在主干道G107国道和S358省道两旁，自发形成了模具、机械五金一条龙式的加工群。沿街的一些后厂前店式的店面也密密麻麻。

　　正因为机械五金业模具业的发达，中国机械五金模具交易会—该行业首个以中国命名的国际性交易会—在长安缘起，并成为目前国际上级别最高的机械五金模具交易会之一。全球500强企业比利时钣金王HACO集团，以及全球工模具领域系统化最大的供应商瑞士阿奇夏米尔把其中国生产基地选在了长安。

　　“炒菜总要柴米油盐，办工厂也少不了各种零件、配料”，东莞方达集团副总裁李圣杰认为，“珠三角发达的加工制造业是机械五金模具行业的天然基础。”

　　目前在长安，已经形成了以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供应链上游机械五金模具企业分布在半径50公里圈内的产业格局。所有的企业在网上进行下单和接单，上游企业拿到单后再定生产。

　　“长安的机械五金模具行业的意义，不仅仅是制造、也不仅仅是批发和物流，而是对周边乃至全国制造业的一次大整合。”长安镇镇长梁荣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长安镇的产业链条正向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延伸。”

　　从“逃香港”到“招商香港”

　　在2004年下半年的城镇化改革之前，从体制上看，长安镇依然是个传统的农村乡镇，但是其乡镇经济几乎已经完全非农业化。如2004年，长安镇的农业产值只有2.3亿元，农业只占全镇经济总产值的2%，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则分别高达65%和29%，成为名副其实的的工业强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我国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1000个小城镇”资料看，长安综合发展水平位居第三，但其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62.1亿元，超出“千强镇”第一名—虎门镇近16亿元。

　　不过，十多年之前，长安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

　　今年53岁的长安镇党委书记袁德和提起这段历史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前，长安只有一家农具厂、一家水泥厂；1987年他刚到长安当镇长时，也只有外资工厂108家，但产值和技术含量都相当低，如当地的水泥厂年产量只有2000吨标号200的水泥，“不能用来建房子，只能打猪圈”；当时的长安镇还是以农业为主，有55000亩水稻(田)和5500亩香蕉园。

　　因为穷，也因为毗邻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安镇先后发生过两次村民“集体大逃港”事件—6000多名青壮年拼死偷渡香港。尽管干部们苦口婆心说服、千方百计围堵，但势不可挡。其中，厦岗村的一条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几十人葬身大海。为此公社书记被降职调离。当地流传着一条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现家住长安镇乌沙社区的戴小虎的父亲老戴就是1979年逃去香港“讨生活”的。1981年，老戴第一次从香港回家，引起了轰动。因为他竟然买回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还带着一家四口去深圳看了一回大世界。

　　20世纪80年代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深圳首先引进外资，办起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给了长安很大的启发。当时的副镇长袁润澄写了一篇《试试看》的文章，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道路。

　　“为了招商，几乎长安镇所有党员、干部都出动了，”现任长安镇镇长梁荣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进关口处，几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提着饭盒，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走看看。这就是长安镇干部招商引资的最初情景。

　　而长安镇第一次到香港招商的经历更为“惊心动魄”和有特色：时任镇党委书记的李毓全与镇长袁德和自带船员证，乘小渔船到达香港，为上岸入关在港口漂流了两天两夜。

　　终于在1981年，长安办起了第一个“来料加工”工厂，而厂房是一间不到50平方米的破旧粮仓。

　　随后，玩具厂、毛织厂、手表表带加工厂等来料加工企业先后出现。如今乌沙社区40岁至50岁的女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加工手表带的工钱是2分/条，每个月收入大约是40多元，戴小虎的母亲也是最早进工厂的那批人—“进厂做工收入高多了，谁还种稻子和香蕉呢？”

　　此后，技术含量更高的企业和产业也先后落户长安。如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1995年将厂房设在长安镇乌沙村，发展至今的十年间，从生产游戏机，到横跨视听、通讯与教育三大产品系列，并在多个市场领域独占鳌头。

　　“供应商功不可没，”步步高行政副总裁唐桂光说。

　　乌沙社区步步高大道两侧密布着几十家电子元器件厂，它们大都为像“步步高”这样的大电子厂提供零散的元器件和配套材料，同时也销往珠三角、乃至国内外的广大地区。IT产业元件从外壳到芯片，每个部件都能在长安找到。

　　“企业对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步步高办公室主任郑国军坦言，“因为我们在珠三角的供应商已经建成多年，配套设施、产业链都已经完善了。”2004年，步步高投资2.1个亿，建立了步步高工业园，生产手机和视听产品。

　　从“来料加工”起步，长安开始了其历史性的转变—从农业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而从1981年引入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到2005年获得“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称号，前后只用了25年时间。

　　2005年9月14日，是长安人自豪的一个日子，长安镇同时获得了两项殊荣：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全国首届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1000强(即“千强镇”)。在授牌仪式上，东莞市委书记佟星、市长刘志庚亲自为这两项国家级荣誉揭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杨学桐，也从北京远道而来将“名镇”牌匾交到长安镇镇长梁荣业手中。

　　据介绍，就中国的五金、机械、模具制造基地而言，长安并非最早，更非唯一，但长安为何却首个获得此项殊荣？原因是长安早已脱离了日用五金配件的零敲碎打，而向制造业的基座—机械五金和机械模具生产转型，并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机械五金模具产品的集散地。

　　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集体致富

　　据说当地流传一种说法—不到广东不知什么叫“富”，没到长安不知什么叫“集体富裕”。富裕起来的长安，除了人均收入高，其教育、医疗保障等.对于长安镇的共同富裕，据说早在1997年，当时的朱 基总理来此视察时就曾称赞说：“将来世界大同，也不过如此吧！”

　　人均收入过万元

　　据介绍，长安镇2004年的人均收入已是13827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5.6亿元。截至2005年7月，长安的镇、社区、组三级集体资产总额达152.6亿元，目前这对大多数城镇而言几乎还是个天文数字。而在总数字背后，长安镇内实现了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如2004年底，长安镇13个社区会的年纯收入均超过1000万元。

　　当然，均衡发展并非意味着平均发展。据介绍，乌沙社区是目前长安镇发展最快的社区，其2004年的纯收入高达2.6亿元。记者在乌沙社区看到，居民自己建造的单门独户的小别墅非常多，规划排列看上去也错落有致，这里也有当地农村常见的池塘，以及成片的芒果树。

　　据介绍，如今的乌沙社区居民绝大多数都以集资的方式盖厂房，然后将厂房租出去，大家按股收取红利；也有的人自己开设模具、纸箱或印刷厂。

　　当年从乌沙社区走出去到香港闯荡的老戴，现在在香港做给排水工程，不同的是已由打工仔升格做了股东，每年收入在20万左右。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戴小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医疗、社保都不用担心，由居委会帮我们交。每个月可以报销50元医疗费用。”

　　据了解，长安全镇社区居民均享受口粮补助、年终分红、老年人生活补贴、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集体福利。

　　据介绍，1995年在内地一些地方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候，长安镇率先普及了12年制义务教育。戴小虎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高中几乎没花什么钱，如果考上重点大学，居委会还帮助解决一部分读大学的费用。“只要拿着凭证到村委会(现在的居委会)就可以全额报销了。”

　　1996年，当时的乌沙区走出去了5个大学生，这个数字在9年之内翻了20多倍，2005年考入大学的长安籍学生达到450多人。

　　现任镇委书记袁德和在长安当了12年干部，回顾那段历史，他感慨万千：“如果真要说什么功绩，那就是3.8万农民都富起来了，而不是一部分，也不是一两个。”

　　城镇规划紧跟工业化

　　靠近服装名镇—虎门的上角社区，人口仅有1200人，拥有外企150家，其经济实力在长安镇属于中等水平。“虽然上角从1994年开始发展，但是真正快速发展才七、八年的时间”，上角居委会主任王咸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预计2005年社区的总收入将超过9000万元”。

　　这种快速发展首先基于决策者的战略选择，“没有道路就没有出路，”但在1994年，当上角村决定向银行贷款修路时，不少农民持反对意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

　　“虽然上角村靠近虎门出海口，地理位置不错，可是因为没有路，以前只能开小船过去。”王咸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年底将开通南侧村新路，到时从虎门到长安的出口将增加到5个，两地的车辆行程在15分钟以内。

　　“在发展之初，我们就做了完整规划，分别设置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王咸奴介绍说，“现在路、水、电都通了，每个厂区都有路，每条路都有绿化。”

　　90年代初来东莞做贴牌加工的台湾平基公司，目前在沙头社区有5个工厂，见证了建厂至今全过程的董事长秘书张水云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每一年都看到这里的变化。建厂时107国道还是一块黄泥路，那时从长安到虎门要几个钟头。而现在走路可能只需半个小时。”

　　从农业穷镇，到工业兴镇，再到城镇化改革，直至荣获“双料名镇”，长安走出了一条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路子。

　　配文

　　小城镇上演改革大戏

　　★文/陈奕彤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长安的城镇化改革正是对此论断的一种现实验证。

　　如同珠三角地区许许多多过去以单一农业为主的乡镇一样，长安镇长期是单一的农业结构，二、三产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外力的作用下，长安镇获得了一次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过程，并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过程。这个外力就是改革开放。

　　凭借毗邻广州、深圳、靠近港澳的天然区位优势，乘着香港产业转移的东风，长安可以充分利用其相对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与国际雄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相结合，更成为中心城市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和能量对外扩散、幅射的首要地区。

　　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投资、税费、人才、进出口、土地管理、外汇管理和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办法和鼓励措施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都成为内地城市争相效仿的对象。

　　长安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始于1992年。从这个时候开始，招商引资成为长安镇所有村干部的核心工作，大规模的交通改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厂如潮水般的涌入长安。经济增长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

　　从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保持超乎想象的发展速度，在给长安带来巨大富庶的同时，也带了带了些许尴尬：长安名义上为一乡镇，实质上无论以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水平计均已超越了普通乡镇甚至内地一些县市的水平。另一方面，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是城镇规划与建设水平相对于成熟的中等城市还存在差距。

　　令长安更头痛的问题在于：长安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城市的高度扩张之下带来的社会治安、环境和交通问题日趋严重。

　　这一切把“城市化”的核心命题不言而喻的摆在了长安的面前。

　　2004年，长安镇的“村改居”运动—不仅完成了村民向市民、村委会向居委会转化的历史性转折，更在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上进行了股份制创新。后者注定了长安镇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模式将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事实上，在过去的2004年，长安的城市化进程并未完结，而是一个刚刚开始。

　　如何实现股份制集体经济的有效管理？如何在保障本地人充分就业的同时，鼓励其自主创业？如何协调本地人口与庞大的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做好社会保障，探寻整个社会的“常安”之路？这些问题，在未来长安必须给出一个答案。

　　“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一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刘阳对长安改革评价说，“尽管是一次政府行为，但长安‘村改居’也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让人联想到美国芝加哥、底特律以及英国伯明翰姆市的蜕变历程。”

　　后者的工业化不仅仅引发了大城市的聚集，更在社会结构、文化、生活方式和人们思维层面上带来一次全方位的革命。这似乎为长安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某种隐喻。

　　资料

　　东莞五大专业镇

　　长安五金

　　长安是五金机械的品牌集中地。长安毗邻香港，是广州、东莞与深圳往来的“南大门”，大批电子、机械加工厂纷纷落户该镇。长安镇1600多家外企中，有300多家从事机械五金模具业的生产；600多家民营企业中，有300多家专注这一产业的销售与服务。15000家个体工商户有2000多家从事该行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超40亿元。全球500强企业比利时钣金王HACO集团，以及全球工模具领域系统化最大的供应商瑞士阿奇夏米尔把中国的生产基地定在了长安。

　　中国(长安)机械五金模具交易会已经在长安举办了四届，吸引了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瑞士、台湾、香港及国内的1500家中外制造厂商参展，吸引观众达15万人次。

　　石碣电子

　　石碣镇地理面积虽然只有36平方公里，却聚集了数百家电子电脑生产企业，16家著名的跨国上市公司在这里设立生产基地，年外贸出口额在东莞32个镇区中位列第二，14种品产销量稳居全球前三位，堪称东莞经济百花园一株夺目的奇葩。

　　如今，石碣镇已办起工业企业1200多家，企业的科技含量、经济效益、发展规模、产业效应明显提升。其中，电子工业独树一帜，电子工业产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包括台达电子、光宝源兴、太阳诱电、雅新、致伸、鸿友、华容等知名跨国上市公司在内的350家电子企业先后在这里设立生产基地。

　　虎门服装

　　虎门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现在的虎门拥有上规模的服装企业1000多家，还有织布、定型、漂染、拉链、刺绣等配套厂100多家。全镇年产服装逾亿件(套)，年销售额逾100亿元。

　　虎门不只拥有坚实的生产基地，还拥有配套齐备的庞大服装市场，如17个现代化时装商场和8500多家商铺，形成了一个方圆一平方公里的时装城。虎门不仅是全国最活跃的服装批销中心，还是服装出口重要基地，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中国女装名镇”称号。

　　厚街家具

　　中国广东厚街—家具之都，不仅是家具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展览基地，也是全球家具采购基地。2002年厚街镇被广东省科技厅确定为“广东省家具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单位”。家具业现己成为厚街镇的主要支柱产业，产品每年有40%以上销往国外，约占全国家具出口量的20%。目前厚街上规模的家具企业达400多家，从业人数10多万人。全镇已建成颇具规模的家具专业市场10多个，总面积大约50万平方米，“家具大道”全长5公里，是珠江三角洲家具及机械、材料、配件的大型集散基地。一年两届的“名家具展”已是亚洲当前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成效最好的专业家具展之一。

　　大朗毛织

　　大朗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南部，全镇总面积144平方公里，下辖27个村(居)委会，常住人口6万多人，外来 口20多万人。大朗镇年产毛衣超过2亿件,生产总值超过60亿元，本地市场年交易额达20多亿元，是全国著名的毛针织产品生产和销售基地。近几年来纳税一直占全镇工商税收的60%以上。交易会有500多家企业和经销商参展，参观人数达20多万人次，交易金额达2亿多元。 (文/严茂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