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如何扮演冷静的经济增长掌舵人

　　岳峥/文

　　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面临巨大挑战时,格林斯潘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和对商业界的良好理解,奠定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并为央行最大程度地独立于政府树立了榜样。他因而被有意无意地偶像化,许多央行行长都在学习使用格氏含混不清的言语发表对宏观经济的看法。

　　在美国这个充满制度性的国家,一般而言,是制度决定了某一职位所充当的角色,杰出之士往往是在明确的职责下竭尽所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演员。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不能断定,到底是格林斯潘成功地演绎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一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角色,还是他创造性赋予了这一角色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果不是他20年来的执掌,美联储未见得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他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和对商业界的良好理解,更为央行行长扮演经济增长冷静的掌舵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积极财政政策受到挑战

　　按照经验,我们会自然地推断,美联储的领导人应当从内部产生,甚至最好应当是从央行开始职业生涯的政府雇员。格林斯潘,这位掌握了世界宏观经济变量的要人,却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经济学家。他先是和企业家们打成一片,在28岁时与人合创了图森-格林斯潘咨询公司,向企业高管提供经济分析意见。之后,他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对他而言极有价值,他不但学会了如何使用复杂的定量技术去预测分析宏观和微观经济动向,学术界也为他提供了沟通朝野人才的一个关键性交流渠道。1974年,白宫考虑请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干。这时,亚瑟·彭斯,这位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良师益友出面相劝。格林斯潘认为彭斯的分析语重心长,便同意担任这项职务,由此踏入政治和宏观经济管理领域。

　　彭斯是美联储老将,后来因担任

财政部长而放弃了联储主席的位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财政部长对宏观经济的操作性更大,而美联储只是一个配合性的角色。财政当局可以直接控制政府的支出、全国经济的税收负担和政府负债规模,在强势的财政产生对经济总量的冲击后,美联储为了平衡利率和控制通胀则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货币的投放量。这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控制模式,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方式,1970年代的美国也不例外。在政府任职的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更认同用这种模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全世界的政府都把经济增长的成绩看作是政府推动的结果。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就是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足够富裕了,政府就会提出提高公民福利的口号,如欧洲的福利社会和美国的“伟大社会”运动。它们多半是要提高税收和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如果国家要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会展开政府工程,加强基础建设投入。这时候,货币政策常常扮演着非常被动的角色,例如,如果政府的行为引起了全社会资本成本的上升,央行常常被迫增加货币投放来减轻利率上升的压力。但是,7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共存使人们意识到,政府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过分追求和主动行动失去了自主的纪律性,大量被迫投放的货币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经济保守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希望货币当局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纪律的守护者,格林斯潘也持有这种观点。

　　此时的美国,在近20年建设高福利社会的努力后,政府从国民经济吸收了过多资源的弊病已经一览无遗,迫切需要在强有力的领导带领下向另一个方向调整。1974年,美国经济陷入通胀率高达12%、失业率达38%的滞胀中。尽管恶劣的经济状况已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但和蔼可亲的福特总统领导下的看守政府,面对这种时代性的变化毫无作为。事实上,在8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来自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专家,而不是经济专家,更谈不上有商业经验。经济问题一直由企业家们自由发挥,但是随着政府在联邦经济中占用的资源增加,政府必须增加来自工商界的代表来与经济界配合。

　　“我当时坚信,应该停止在财政方面的短期微调,集中精力解决长期问题。要想长期保持经济增长,而又不至于引发通货膨胀,应当在这种体制中恢复一定的风险水平,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格林斯潘当时发表的这番评论,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获得了全面胜利的今天虽然算不上震聋发聩,但却是美国以至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和政界痛定思痛才获得的广泛共识。当时科班出身的社会精英总是抱有“人定胜天”的信念,相信能够通过社会机构(如政府)的主动性努力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认为“无为而治”风险太大或态度不够积极。但是,凯恩斯类的积极性政府干预政策对当时的美国经济无能为力,同时,美国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如石油价格大幅度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欧日经济的崛起),于是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反思。格林斯潘的角度,更多地来自他在纽约工商界工作的切身感受,更多地从工商界所重视的经济微观元素出发,对华盛顿大把支出就能挽救经济的想法表示怀疑。

　　格林斯潘确立货币政策主导地位

　　里根总统却不买传统的保守主义的账。事实上,尽管里根是共和党总统,他也奉行减税,但是由于有着“

星球大战”之类国家主义要求和战略,他的任期中,政府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中反而增加了,并且留下了巨大的赤字。此时,格林斯潘又回到了华盛顿(他在里根之前的民主党卡特政府时代回到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这次他的身份是两党全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这一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现今的“社保理事会”,雇用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0-20年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康程度。经过计算,他们担心当时美国的财政根本无法兑现社保体系对公民许下的宏愿。根据他们的建议,国会通过了大幅增加税收、减少公民个人当期收入的第一个社会保障法案。这种改革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却硬把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于该委员会这一意想不到的成功,格林斯潘名声大振。

　　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任期将满。沃尔克以坚定的货币主义理念认为,无论经济如何惨淡,联储都不应该因此增加货币供给,任凭宏观经济“硬着陆”。这导致了当期政府因为业绩不好而失去大选,也导致了沃尔克本人的提前下台。格林斯潘被共和党人选作了联储主席。应该说,作风强硬的沃尔克为格林斯潘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货币主义政策使得通胀在数年内被打压了下去,联储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格林斯潘的成功也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了相当实用主义的策略,对自己的实际观点进行了相当模棱两可的阐述。但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政治投机家或是一个绝对的货币至上的理想主义者。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幅下降508点,降幅达22.6%,造成账面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面对挑战,格林斯潘挺身而出,宣称联储时刻准备支撑经济和金融系统,使华尔街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日后的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最近的美国股市丑闻中,格林斯潘同样在市场恐慌的情况下,明确阐述联储对经济和市场的坚定信心,成功地恢复了市场的信心和秩序。

　　在没有联邦储备系统的年代里,一旦出现股市危机,只要像摩根这样的金融巨头走进股票交易所,在大庭广众之下签下大额订单,就可以制止恐慌。学了一辈子经济史的格林斯潘,对摩根及其干预手段了如指掌,更确切地说,他也了解美国1929-1933年的金融悲剧,当时正是由于央行错误地紧缩了银根,把受到打击的股市推进了大萧条的深渊。所以,在“黑色星期一”中,当他的一些顾问苦于无计可施时,格林斯潘毫不犹豫地说:“懂得经济史的人都会明白,如果股市下跌500个点、跌幅达20%时,经济肯定会出大问题。这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向市场注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注入的问题。”

　　格林斯潘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人们相信,一个优秀的中央银行行长完全可以扮演好经济增长的冷静的掌舵人。这一角色原本属于财政政策的代表人—或者是行政首脑,或是财政部长。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央行行长手中真正可以动用的手段其实是空前地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是微乎其微。央行既不能决定利率—那是市场供求决定的,也谈不上预测和控制经济增长。以格林斯潘而言,他作为联储主席只能调整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这是短期利率的一种,理论上对各种长期资金的使用成本并无直接影响,更不用说每次调整的幅度又是微乎其微了。从本质上讲,是成千上万消费者和厂商们在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和经济周期。但是,消费者和厂商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不时受到情绪和羊群效应的影响。格林斯潘洞谙这种微妙的心理,他不断作出认真倾听市场反应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的姿态,令市场参与者相信美联储的决定必然深思熟虑,从而受到影响。这种对人性和集体意识的剖析和在公众场合下充满个性的表演,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格林斯潘本人而非央行行长的职位说明。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格林斯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基础。

　　央行的目的在于保证经济最大程度地可持续性增长

　　格林斯潘对全世界中央银行行长们最大的贡献,是他成功为央行应该最大程度地独立于政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因此被银行界有意无意地“偶像化”来帮助同行们向试图干预银行系统的政治家们争取独立性。

　　在老乔治·布什争取连任的时候,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将贴现率提高了50个基本点,几乎窒息了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这部分地导致了老布什的连任失败。格林斯潘的策略由此变得很简单,美联储主席从不受任何人控制,也不领任何人的情。他的视野远远超过了政治家的视野,因为政治家最远只能看到下一次选举。格林斯潘经常不厌其烦地讲:我们的目的是获取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增长。

　　在克林顿时代,这一原则也没有改变。1990年,经济滑入轻度衰退期,美联储直到12月份才调低利率。但到了1992年,经济又出现大幅度增长,同时通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很低水平。当其他人沾沾自喜时,格林斯潘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处。他得出结论:可持续增长已处在危险之中,再过一年左右时间,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便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美联储从1992年7月开始提高利率。这就是所谓的对通货膨胀“先发制人的打击”。幸运的是,在整个克林顿任期内,整个行政当局,从克林顿到两届财长鲁宾和萨莫斯都与格林斯潘互相信任,美联储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经常连续提高利率,结果却是经济继续健康稳定发展。这些成功的事实,为全世界的央行行长树立了良好的先例。从日本到中国,中央银行政策的独立性都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

　　即使如此,格林斯潘和美联储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因为他们是巨大的权力拥有者。在某些人看来,美联储是政府内的政府,其决策委员会通过内部讨论来操纵经济,而不接受公众的监督。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根本无法理解其运作方法,更不用说品头论足去评价一番了。但事实上,不这样做,这个机构就无法运行。如果投资者们可以对央行的政策变化施加压力,或央行领导们可以随意发表声明的话,金融市场就会出现连续混乱状态,投资者就会左右摇摆,并根据有关人士最新的随机讲话去预测未来,从而影响经济稳定,而创建中央银行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稳定。

　　20年来,尽管经济起伏使许多政治家遭到打击,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却威望日隆。他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和对商业界的良好理解,都使他成为央行系统天生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许多国家的央行行长也都在学习着使用格氏含混不清的言语来发表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而格氏语言的妙处就像他自己所解释的:“如果你认为听懂了我的话,那么你的认识一定是错误的。”-(《新财富》2005年11月号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