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改革户籍制度规避日本病

　　李稻葵/文

　　中国经济在一片繁荣的统计数据下面蕴藏着本质性的结构失调。国内消费低迷、储蓄高企,从而导致投资过旺和外贸依赖,这些问题也在日本经济最繁荣时期出现过,并为其后来的经济停滞不前种下了祸根。解决经济失调问题的方法,在于合理有序地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实现合理的城市化,以启动农村居民消费。

　　中国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加上3%左右的通胀率,是各国政府首脑和商界领袖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统计组合。但是,在这美妙的数据组合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经济未来会出现深刻的矛盾。

　　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病根

　　中国宏观经济失调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内消费太低,储蓄过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过去20多年来不断下滑,到今年年中已至50%以下。消费不足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病根,这一病根有两个主要表象。

　　第一个表象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过大,目前已经超过50%,从各个角度来分析都是太高了。从中国经济的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新的纪录。有人说,中国已经开始新的一轮工业化进程,而且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例很低,所以如此高的投资率是可以理解并有一定合理性的。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从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数据看,其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少超过40%。他们那时的投资比例在人类经济史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而中国则大大超过他们的水平。

　　第二,消费过低意味着储蓄率很高,而储蓄率过高明显使中国金融体系的负担过重。银行体系聚集了民间的大量储蓄,但由于贷款能力的限制,银行短期内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导致资金成本过低,从而造成了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的现象。很多部门目前的实际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的甚至跌到了50%以下,直接原因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对生产能力的投资过多。当前,电解铝、煤炭和电力等行业纷纷出现了生产能力扩张过快的现象,原来一些生产能力增长过快的行业如汽车、电子、啤酒等,产能过剩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投资水平过高,不仅导致了产能过剩与投资效益下降,也导致了通货紧缩压力的长期存在,同时还造成了金融体系呆账、坏账的不断涌现。

　　消费不足或者说储蓄过高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去10年以来长期依赖大量出口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来支撑。长期的贸易顺差至少有两个直接的恶果。第一是造成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和日本之间不断的贸易磨擦。这些贸易摩擦不但表现在接连不断的

反倾销诉讼上,还更多地表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上。在此背景下,国际热钱不断涌入,造成部分地区出现了

房地产泡沫。另外,贸易领域的纠纷很自然地转换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领域关系的不协调和紧张,这也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兴起的大国在国际上树立强国地位和国际威信。

　　长期存在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在中国产品冲向世界的过程中,我国的贸易比价不断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而进口的原材料价格却不断攀升。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近几年的不断攀升,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中国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所致。据不完全统计,过去7年中国的贸易比价下降了30%。

　　警惕中国经济患上“日本病”

　　国内消费低迷、储蓄高企,从而导致了投资过旺和外贸依赖,这些问题恰恰也在日本经济最繁荣时期出现过,并为其后来的经济停滞不前种下了祸根。

　　19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看上去蓬勃发展,却出现了严重的国内市场消费不足现象。企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对外出口也高速增长,这也引起了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1985年成功地迫使日元

汇率大幅升值,在此之后,日美的贸易短期出现了逆差,但很快又回到了顺差的情况,而且依然不断增长。美国在日美贸易问题上的持续加压,导致了日元的长期升值压力。在此背景下,大量热钱流入日本,造成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也导致日本企业盲目到海外投资,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和泡沫化,直接导致了日本的金融体系出现虚肿的现象。当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一片恐慌,日本银行纷纷减少贷款,转向购买日本政府债券和美国国库券以求自保,而不是对企业贷款,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大萧条。关于这一点,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教授有许多精辟的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的很多势头跟当年“日本病”的病理极其相似,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日本病”完全可能在中国发生。

　　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启动农村居民消费

　　根治“日本病”,就必须提高国内消费。毕竟中国是一个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化过程的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开发,中国社会还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将是最重要的课题。

　　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如果只是把文章做在农村,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恐怕不是根本之道,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农村和低消费在很大意义上讲是同义词,这是人类经济史的基本规律。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尽快地把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那就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率高于城市居民,理由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比较低。笔者长期以来怀疑这种看法。基本原因是农民和城市人属于不同的人群, 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学教科书的结论。 具体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局限于农村,其生活方式和城市居民会不同,比如农村的服务业远不如城里发达,所以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应该是不如城市居民的。也就是说,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于拉动国内消费的贡献,还不如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来得大(当然,结论决不是要抽农村人的税给城市人补贴)。 　　从宏观数据来看,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城市居民非常相近,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1/4,如果两者的平均消费率一样,一定意味着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率低于城市居民(附图)。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个微观数据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城市化道路并不是最合理的。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张来完成的,这是一条通过建立开发区来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是和人类历史上普遍的城市化道路相违背的。

　　上海浦东就是中国城市化最典型的例子。浦东的土地面积很大,产业也特别发达,但是人气不旺,入夜,车灯路灯多过商家和居家的灯火,商业落后,服务业比重低,不像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城市,消费当然远远落后于生产。中国的城市化,深圳是个例外,它是先吸引人才,城市人口,再慢慢扩大市区的面积,这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自然规律的。

　　世界上普遍的城市化进程,都是先吸引农村居民进城找到工作,产生对住房和土地的需求,然后才产生城市扩张的动力。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符合这个规律,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开放25年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户籍制度。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尽管农村居民能够进城务工,却无法改变其户口而变成城市居民。

　　对于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会令中国城市产生像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这样的超大城市综合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解决户籍管理制度问题,要开辟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具体说来,可以效仿跨国移民的管理机制。比如,可以给在城市里比较正规的公司和用人单位找到工作的农村居民发放绿卡,当他在城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转为正式城市居民,也可以把家属和未成年子女搬迁到城里,成为城市居民。

　　总之,中国经济在一片繁荣的统计数据下面,蕴藏着本质性的结构失调。这种结构失调如果处理不善,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解决这一结构失调的方法在于合理的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出路是对现行户籍制度进行合理有序的改革。-(《新财富》2005年11月号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