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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文
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经济致命的问题。事实上,解决现在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解决人口年轻化、就业压力巨大的问题有许多优势。当年,我们是靠强制退休、儿女顶替父母工作等制度创新来解决就业问题,消弭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展望未来,中国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比25年前解决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将会有更大的优势。
这些优势归纳来看,包括如下几条:首先,中国有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制度创新的氛围,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大大加强,这为我们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平均健康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甚至比25年前50岁出头的中年人的健康水平还高,所以说,老龄化问题本身光用年龄来度量是把问题给夸大了。
那么,如何用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来战略性地解决老龄化问题呢?
首先,恐怕政府要做的是减少对老年人养老保险义务的承诺。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老年人未来养老保险义务的过多承诺都产生了政治上的巨大问题,给今后政府的公信度和财政压力都带来很多的负担。比如美国财政的最大支出项(18%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少承诺养老保险义务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增加了现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储蓄,储蓄的增加一般来说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是有好处的。当然,过高的储蓄也有问题。 总之,少承诺是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制度创新的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一步。
第二类制度创新,是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由于中国公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寿命在延长,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年限都在不断增强和延长。今天70岁老人的工作能力甚至比30年前55岁中年人的工作能力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地提高退休年龄,减轻全社会养老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扩大劳动力的供给。推迟退休机制,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作不仅是创造收入的方式,也是一个人健康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灵活的退休机制,让那些有工作能力的退休者选择晚退休或者不退休。现在的西方社会,很多机构并没有强行退休机制。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原则上讲,很多教授可以永远工作下去,但实际上,当他们体力和创造力下降,感到工作不再游刃有余时,就会自主选择退休。
制度创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改变机构的某些组织形式。尽管中国进行了不少改革,包括1980年代初的干部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机构中,国人还是习惯是由比较年老和有经验的成员来领导相对年轻的成员。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年长者的创造力一般来说会不如年轻成员,思想会比较保守,从能力来讲可能不适合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所以,我们需要强化一种新型的组织文化,让年老的人很乐意被年轻人领导。
最后,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从本质上讲,一个人应不应该退休、能不能退休、什么时候退休,都应该是劳动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和市场上各种经济组织的客观价值认定的共同决策。同样年龄的老年人,其工作能力、体力和创造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原则上讲,不应该对退休设限,而应该让市场判断,灵活对待。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中国经济步入老龄化阶段以后,劳动力会出现紧缺,就业市场会出现供给不足。这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价格信号,比如工资上升。 在此情况下,一些体力比较旺盛的老年人就可能选择重新加入劳动力大军,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西方社会经常看到一些退了休的老人在超市当售货员,在快餐店忙前忙后,这就是市场机制自然选择的结果。相信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恐怕是解决老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道。(《新财富》2005年11月号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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