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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把中国经济学家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那句话——“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所引起的轰动已不必细述。由此引发的焦点话题是“经济学家是否应该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目前不少经济研究机构的经费就来自企业集团的资助，这种模式下的学术研究能否保持其独立性？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国内一些被称为“经济研究者和经济工作管理者”的学者，他们就焦点问题表述了意见。
捐助是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
我国目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这些
机构的不菲的研究经费来自哪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ＣＣＥＲ）教授李玲告诉记者：“这个中心是教育创新的一种尝试，我们的目标是要办最好的研究机构，为经济学教育的改革做贡献，我们资金来源于社会各界的募捐，有中国台湾、香港和美国的，中心的万众楼就是台湾一名叫万众的商人捐助的。”
另一家经济学研究机构是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其网页介绍说，天则是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记者从研究所了解到，现在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已经退出，研究经费来源社会募集，以及委托研究项目的经费。
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有一个企业家理事会，由企业家给秘书处提供活动经费。”至于这个论坛每年的活动经费究竟有多少，这位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
学术和金钱能否互不相干
“我们论坛有一个共识，企业家出研究经费但不做太多商业化操作，让学者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做研究、做研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那么论坛会不会成为权贵阶层的代言人？“不会的，企业家愿意听专家的一些想法。而企业家也代表社会一个阶层，他们的意见也应该受到重视。但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他说。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ＣＣＷＥ）教授李稻葵告诉记者，ＣＣＷＥ主要是由英国ＰＢ石油公司捐赠的，还有福特基金会一部分。这样的捐赠是否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不会，我们主要研究中长期的问题，会邀请国际学者来做研究；我们的学术报告要达到国际标准，也会邀请国际学者来做评价，并拿到国际出版社去出版，譬如剑桥出版社。”李稻葵说。英国石油公司为什么会给ＣＣＷＥ赞助？李稻葵告诉记者：“中国经济起飞给国际企业带来机遇和挑战，这个研究中心有助于双方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起飞后对世界、对企业的影响。”至于为什么赞助清华而不是其他大学？李稻葵介绍说，清华经管学院有最好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全世界30多个最大公司的ＣＥＯ以及我国的部长，银行行长、发改委主任都在这里，这是“到目前为止哈佛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人力结构都达不到的水平”。
经济学家能不能为企业说话
“公众和媒体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丁学良教授如此评论道。其实，对国内经济学家为某利益集团代言的质疑很早就有了，去年2月《瞭东方周刊》刊登了一篇《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的文章，文中列出了国内一些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担任独董和经济顾问的名单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名单。
不久前，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被媒体问及担任工商银行独董后下一步的打算，但据称“因该问题不属于当日学术研讨范围”，而被拒绝回答。接着，第二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以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题为《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的演讲，成思危的观点是“我本人不赞成经济学家当独董”，因为“经济学家对企业的管理不懂，对企业管理、企业的一些猫腻不清楚。”而国外公司的独董是一些有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担任。
“中国经济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摩根士丹利有个首席全球分析员10月底还预测中国经济会转冷，但过几天又在发表的证券研究报告中，改口说中国经济会繁荣。所以，我们要允许经济学家不断观察，不断调整。”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说。他认为，经济学家当独董、做某个公司的独立董事，并能说不是所谓的代言人，他们是参与监督公司的，而且参加到公司过程中，对实际问题有更多的发言权。
商报记者 杨雪婷
三言两语
这一闷棍该打
一句“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就像一记抡圆了的小闷棍，忽然打在经济学界屁股上，在短暂的惊愕、观望、斟酌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质疑——干吗打我，我固然不完美，但你下手也不能这么重啊。
春天到来百花香，夏天到来柳丝长——正如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花儿，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同样，一个时代的也有其显要人物和显要学科，即所谓的显学。显学之所以为显学，与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直接关系。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里，巫术、神学曾是盛极一时的显学。在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儒学是显学。到了近代中国，文学曾一度成为显学，也出现了鲁迅、茅盾、巴金等大文学家。至于经济学，有专家认为，有据可考在中国开始显赫的时间是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
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公众人物，与其说是因为其凿壁透光、悬梁刺股之所致，不如说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之所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具体到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致富、如何赚钱的问题上，从一首朦胧诗里是找不到答案的。文学从而显学不再，而经济学适时而至。
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经济理论、经济学家，且迫切需要。经济学家顺势走到前台，其火爆指数一路走高，大牌经济学家的名气、出场费、媒体关注度直追影视明星。一个最最简易的经济规律是，当商品供不应求，其价格高于价值。
谁也不能否认，经济学家的演讲和智商也是产品——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种产品热销的结果是市场上出现了众多疑似产品，良莠难变。
不过别急，因为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久。随着市场不断成熟，消费者也会理智，从饥不择食到理智选择。而且市场上会出现“打假”，譬如，有人说，“市场质量合格的产品不会超过5个”。当然，对这个破坏行市的说法，必定有人反对，也有人认可。博弈的结果是，或低质者退市，或者价格回归，或苦练内功居然合格了。
想起了“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无论如何，在屁股上打一闷棍，给一个虚头八脑的人提个醒，是个好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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