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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培勇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早已得到比较明晰的论证，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采取适当的举措使其尽可能快地全面启动起来。
归结起来，制约新一轮税制改革启动的原因，原来主要是“收入震荡”——担心税收收入因此而减少，近期又增加了“逆向调节”——担心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因税收减收而呈现更热的势头。故而，如何且能否破解这两大难题，是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先看“收入震荡”。拟议中的税制改革方案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而且，根据初步测算，仅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的改革，就要涉及2000亿元左右的减收。如此规模的减税成本，在财政收入并不宽裕、方方面面亟待投入的条件下，自然会使决策者们变得格外谨慎。然而因财政减收的担忧而搁置拟议进行的税制改革，终归不是长久之事。指望财政宽裕起来再实施企盼已久的税制改革，不仅会使改革变得遥遥无期，而且，很可能永远等不来那一天。
跳出“税改→减收”的局限而放眼整个财政收支流程，可以发现两件互为关联的事情。一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幅越来越大。持续10年的高增长，已经大大抬高了税收基数盘子，2003年的税收规模是1994年的5.4倍。二是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更快、更猛的增长势头。10年间，财政支出的盘子已经在税收高增长的支撑下，迅速膨胀起来，2004年的支出规模是1994年的4.9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税收增长和支出膨胀之间是一列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直通车”。
进一步看，持续了数年的中国税收高增长，目前已经到了巅峰阶段。在以往，我们一直用所谓“三因素”论来解释导致高增长——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2004年的情形虽有些变化——政策调整因素为物价上涨所替代了，但仍是这三个因素支撑了税收的增长势头。在三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尚可掌握之外，其余两个因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物价上涨具有周期性，单就加强征管而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从1994年实行现行税制之时至今，它已提升了税收实际征收率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提升，终归有个限度。由1994年的50%多一点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上走，它的空间已经变小，收益递减规律肯定会产生作用。
既然目前正是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时期，并且倘不在此时做出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必将引发政府支出的不适当膨胀，那么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超预算增长的税收用于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再来看所谓“逆向调节”。按常理讲，须付出减收成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其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实施这一改革方案，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当口儿实施，显然同稳健财政政策的初衷相背。
而一旦将税制改革置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并且从减税和增支的效应比较中加以透视，便可发现，如果不对税收高增长形势下的财政收支(2004年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做出特意的安排，在当前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数千亿元的税收增长额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甚至“激活”本就旺盛、只是限于压力而稍稍减缓的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热情。由此带来的扩张性效应，恐怕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以减收为代价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固然会产生扩张效应，但平衡预算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减税和增支，都可带来财政的扩张性效应。不过，两相比较，后者的扩张效应肯定比前者来的大。既然新一轮税制改革可能的扩张效应同税收增长“直通”为财政支出的不适当膨胀比起来已经变得相对次要，那么，利用税收高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的“正向调节”之举。
(作者：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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