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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对于法国正在发生的骚乱，很多人实际上是抱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态度，这从电视台、报纸以及记者们所讲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大家普遍的质疑是，这是不是种族冲突？为什么政府迟迟不作为？骚乱是不是冲着我们华人而来？这一系列的疑问，对解释法国这场骚乱其实都是幼稚的，关键在于，我们依然是在用一种传统的眼光审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
有看到时代的变化。
法国政府的恰当处理
应该说，法国德维尔潘政府将骚乱基本定性为社会冲突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战略观点。他本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策略来应对这场法国数十年来所罕见的事件。在硬的方面，增派警力抓捕闹事者，并宣布要将闹事者驱逐出境，基本可以平息法国中产阶层的怒火；在软的方面，他勇于承认这是一场社会冲突，保持法国的基本国际形象。
应该说，德维尔潘的这些做法是得分的，在这上面，世界各国虽也有议论，甚至是幸灾乐祸，但这些议论是由不同利益和出发点所引致的，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也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类似问题。比如，对法国幸灾乐祸的英国，虽然不断地说三道四，但其实英国自己的亚非移民就刚刚炸了伦敦的地铁站和几辆公共汽车。客观地说，法国德维尔潘政府的克制态度，反映了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异乎寻常的高明和远见卓识。
对比起来，国内的“反应”和“关注”则表明了我们与欧洲所存在的距离。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第一副会长陈良金甚至对国内媒体夸大华商损失，渲染华商成为袭击对象的不实报道提出了批评：“这样做是在激化矛盾，在这种时候，华商应该保持低调，以免成为攻击目标。”他指出，长期以来，旅法华人与法国社会各族群和平相处，很少产生冲突。
正视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化
社会冲突总是社会性矛盾的爆发，对于正在“燃烧”的法国，我们更应该从问题的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在城市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新居民的相对贫民化。财富的引力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了城市，他们对城市拥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望，城市发展速度越快，他们的数量也就越多。如果城市一时无法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对公平的期待，那么相对剥夺感就会导致日趋严重的不满和压抑。事实上，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当今世界的城市贫民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其表现形式也在多样化。
如果说，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时代，城市贫民还可以大声吼出“我有一个梦想”，那么在现代开放城市中，贫民有理由得到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会发现，新时代的城市贫民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往往还与种族、文化、价值观及其传统纠葛在一起，使问题更为复杂化。对于这一切，现在的世界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人们依旧沉醉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美丽梦境之中。不过，“燃烧”的巴黎，已经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趋势，全球化和城市化，正在加速塑造新一代的、我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新阶层。这些新阶层具有某种暴力色彩，但同时也还有着更多的时代复杂性。他们可以利用现代公民社会的一切有利之处去表现自己，去试图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现在法国那些参与闹事的青年，晚上疯狂烧汽车，白天却悠然自得地在电视机前欣赏自己头天晚上的“杰作”。
现代城市管理的挑战
虽然现在这样的变化还令众多国人感到难以琢磨，不过从巴黎的火光和骚乱中，我们至少还是可以吸取几点初步的教训。
首先，在城市管理上，让某些新居民集中居住的卫星城的设计是否适当或符合社会管理要求，还值得讨论。法国巴黎大区的骚乱，就是从卫星城开始的，这些卫星城实际上日渐孤岛化，中产阶层大量搬离，财富出现迁移，在事实上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穷人区。由此可见，旧城市规划体系事实上早已过时，我们必须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人文角度重新建立一个适应时代进步的规划体系和城市管理体系。
其次，全球化和老年化的趋势意味着这个世界必然需要大量的移民，但移民管理必将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事实上，现在谈论应该关注移民管理问题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世界所关注的是，面对日益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加以管理？
最后，那种依靠次级团体代替政府进行社区管理的模式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它们会形成政府难以应付的国中之国，加大社会成本。人们似乎是在猛然间才发现，种族问题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化需要跨越的一个障碍。
国家需要秩序，政府需要秩序，社会也需要秩序，但如何获得秩序，却有不同的路径，也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现在这个时代，正在催生并大量制造具有相对剥夺感的城市贫民。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是全球化的课题之一，也是让美丽的巴黎重归宁静的关键之一。
法国是个伟大的人文国度，它拥有过享誉世界的伟大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巴黎人在火光中，终究还是可以回想起哈耶克曾经说过的话：“当人沿着曾导致他取得伟大成就之路继续前进时，他就会陷入最深的误区之中。”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发展与进步的必然，那么城市化以及相伴相生的城市贫民化，可能就是伟大成就之路上需要堤防的一个陷阱。(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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