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商业与本土文化的博弈

　　直销与中国剧烈转型社会中一些特质的结合，产生了“恶”。而这种“恶”是异质商业与本土文明博弈的结果，需要市场经济中法制的管理，也需要文化的校正。没有建立商业文明、诚信经商的社会基础很难规范直销业的，尤其在中国有很多失业人口的现状下。

　　文/周文

　　经济正教VS经济邪教

　　直销意味着能增加就业机会，为税收做出巨大贡献，比如安利，入华10年中，一方面被人们归入传销的灰色地带，遭受指责；另一方面又是累计纳税近100亿元人民币，投入了1亿元巨资，用于儿童、健康、环保等方面的公益事业，是资助弱势群体、儿童等公益活动最多的公司之一，被评为“最佳爱心企业”、“最受赞赏企业”等。

　　然而，在非法传销中，一瓶价值数十元的

化妆品，价格竟然高达数千元，其利润可以高达100倍！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直销、传销是一对怎么也分不清的孪生兄弟，因此对传销的印象也就是对直销的印象，在暴富的梦想之外，是一些典型的培训场面如何蛊惑了年轻人、下岗人员等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内心欲望，而放弃了理智和伦理，背信弃义，从受骗的大学生、下岗工人、血汗钱到老鼠会、人头会、黑幕等交织成一幕幕人间闹剧，直到被公安部列为“经济邪教”。

　　而暴利如魔鬼，召唤和侵蚀着部分从业者，其盛行的“杀熟”，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之外，甚至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特别是对于传统的以亲友血缘乡土为基础的信任体系，都加以无情地摧毁，传统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的系统信任间形成一个空空，意味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

　　殊途同归，道路在博弈中显现

　　直销与中国剧烈转型社会中一些特质的结合，产生了“恶”。而这种“恶”是异质商业与本土文明博弈的结果，需要市场经济中法制的管理，也需要文化的校正。没有建立商业文明、诚信经商的社会基础很难规范直销业。尤其在中国有很多失业人口的现状下，直销已经不是经济现象，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一种商业形式会被抹上魔鬼与天使截然不同的两种色彩？这是不同文化体系的较量。

　　美国安利的联合创始人理查·狄维士，笃信自由企业竞争，是共和党传统的支持者,在美国为了说服信徒，老狄维士写了《悲悯的资本主义》，宣称是悲悯，而不是所谓利润，是自由企业的根基。而悲悯的资本主义就是“做生意要遵从内心的良知，彼此互相诚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也要尊重竞争对手的福祉”。

　　随着直销从美国传入中国，这本书摇身一变为《自助者天助》，并被做成盗版书，在北京许多天桥地摊或小书店都经常可见，这本充斥了赢输财富游戏的畅销书，至少打动了无数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中国人。

　　但老狄维士信奉的“悲悯的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植根于美国式政治文化土壤中的商业形式，遇到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在转向中国人的道路时，为了实现本土化，因为不能直接宣扬宗教般的价值观，因此经中国主流政经体系的包装，化身为“增加就业机会”的商业模式。但与世界直销史所经历的变异过程一样，这种商业形式在崇尚孔孟“仁义理智信”的东方社会，遭受异变和妖魔化。这是“毕生与这样的诈骗在作斗争”的老狄维士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只是看到了俄罗斯转轨的扭曲。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发展断裂的严肃描述，大概可以提供广阔的现实主义背景。在强势集团，依靠权力的市场化，掌控主流资源配置，垄断社会主流的上升通道，赢家与输家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弱势阶层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崛起的好处，被抛入生存和价值的边缘。那种持续不断的深重压迫感，加剧了转型社会的价值扭曲。而直销，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场社会变迁之中，并演变成经济问题，并牵涉到社会基础。

　　在经历安利入华10年的变迁之后，安利(中国)董事长郑李锦芬说：“任何市场都会产生欺诈、诈骗问题，诚信问题不能与中国人的素质纠缠在一起；不要那么悲观，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仁、义、理、智、信的身体力行，不能用一小部分中国人的行为来说明引进直销会成问题。”

　　因为同样，无论是在美国的初期发展时期，还是移植后在韩国、

马来西亚、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直销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所以，直销，这种异质商业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较量是一个必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