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战略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非均衡发展的现实意义
袁恩桢/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提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当前，我们又积极主张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提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不是意味着我
们的发展战略转向了？
如果稍有点辩证思维，这一变化与发展就不难理解。回顾我国的改革，是在市场供应长期短缺、城乡生活普遍贫困、经济体制极其陈旧的环境中展开的。改革与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只能局部推进，从局部地方与环节开始突破。这一渐进式改革和发展思路，不仅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吸取了苏东国家“休克疗法”的教训。
事实证明，正是渐进式改革与非均衡发展思路，导致了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持续高增长，促成了广大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但是，也不可否认非均衡发展思路有它的不足一面，这就是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不同人群间收入的巨大差异等问题。今天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也都是出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之所以在今天才明确提出，还是因为以往的发展为均衡和协调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比如，近来人大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这一改善中低收入者状况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之举，是以国家拥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实力为基础的。
其实，当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积极推进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时候，也已经意识到均衡发展的问题。邓小平不仅提出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还明确提出过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大局”概念：第一大局是2000年前必须保证沿海地区的超越发展；第二大局是2000年后，当沿海地区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就必须回过头来支持内地的发展。从而，无论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还是中部崛起等战略，都是属于邓小平发展战略的大思路之列。
同样，当我们今天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战略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非均衡发展的现实意义。非均衡发展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共性。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同人群间收入等严重差距，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不争的事实。这些差距与矛盾，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影响，从而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本身必然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经济，从而，任何的政策与措施都不应去消解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动力。当前，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加速弱势地区与人群的发展，以缓解差距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这主要是依靠国家宏观调控之力，包括在再分配上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与弱势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在微观经济领域，在市场运作的环境中，我们绝不能作任何劫富济贫之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