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领导三本糊涂账 中山水产近亿国资流失黑幕

　　本报记者 张晓晖 刘江峰 郭应凯

　　经过一系列的账目“调换”，经过几任主管领导的变更，留给中山水产发展总公司的是近亿元的银行债务。它同时还意味着巨额国资的流失。

　　直到今天，参与导演了这场欠债游戏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依然置身事外，而最后的接棒 者———中山水产发展总公司的最后一任总经理陈炎星，在离任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因为“贪污”专项资金16万余元而被判入狱11年。

　　但深知此案内幕的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陈炎星不过是替罪羔羊，该人的被判入狱不过是为了掩盖更多的国资流失内幕。

　　而据陈最近在狱中所写的揭发材料中亦提及自己所贪污的专项资金，都是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领导授意，资金的去向也都是用在了水产局或者送给了有关领导。

　　从两次会计事务所对中山水产总公司的审计中可以看出，该公司存在着做假账等账目混乱现象，大量的原始票据被人为的撕毁。

　　陈炎星案应该说是近亿国资流失真相揭幕的关键所在，陈从认罪服法到而今的检举揭发，从审计曝出巨额国资流失到检察院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的漏洞百出，这让事件的本身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渔业局套取专项资金

　　如果不是陈炎星案的曝出，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下属企业中山水产总公司的近亿资产流失的问题，将可能成为一段被人为掩埋的历史真相。

　　2003年4月17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陈炎星在担任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期间，套取市里专项资金的“返纳款”共计28.5万元，其中12.4万多元用于渔业局的各项开支，余下的16万多元被陈“贪污”的“事实”，判处陈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

　　该案发生在2001年10月至12月间。记者在翻阅相关笔录时发现，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当时决定以“返纳款”的形式套取国家扶持渔业开发的专项资金是局主要领导授意的。这一点，得到了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现任局长梁梳九的确认。

　　该案中陈炎星所贪污的16万元，曾一度成为庭辩的焦点。陈炎星的辩护律师表示，陈曾将这些款项当中的10万港币送给了某位领导，还有5万元用于扶贫资金，另外1万元作为其它开支支出了。

　　而有知情人举报，当时渔业局套取的专项资金远远不止28.5万元，而是在100万元以上。其主要用途是：考察费、以慰问的形式向某些领导行贿、购买超标豪华轿车供局领导使用，向上级领导送红包，甚至替局领导交嫖娼罚款等等。

　　在陈炎星被判决入狱以后，曾给中山市委副书记李启红写过一封信，信中主要的内容有：一是套取“返纳款”是局领导授意，没有领导授意，凭自己一小科长是不可能收得到的；二是“承认贪污”的16万余元的去向因为涉及到某些领导干部，而“说不清楚”，最终却形成了犯罪事实；三是对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近亿国资流失问题作了详细的举报。

　　审计曝出近亿国资流失

　　陈炎星在给中山市委副书记李启红的信中所检举揭发的问题，用梁梳九的话说是，前几任的领导已经向市委、市政府及人大作了检查了。

　　但问题的根本在于，伴随着中山水产总公司的近亿国资流失的，是大量腐败问题的存在，对腐败问题的视而不见，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在陈炎星被判入狱以后，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的不少干部群众为其“喊冤”。在一些群众眼里：“陈是个老实人，没有领导的授意，陈是不敢拿这些钱的”。

　　比较客观的一种说法是渔业局现在的某副局长的一番话：“判陈11年是有点重，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自己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深知此案内幕的相关人士更是向记者透露，陈炎星不过是替罪羔羊，该人的被判入狱不过是为了掩盖更多的腐败内幕。

　　事实上，陈炎星所揭发的问题，早在2001年3月就为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一份审计报告所披露。该份审计报告对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从1992年5月11日至2001年2月28日间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审计。

　　这份审计表明，自1992年2月1日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成立至2001年2月28日，公司负债总额为9499.158599万元，当时的净资产总额为负6481.227971万元，公司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

　　值得质疑的是，这份审计报告所披露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尽管有关部门做过一些调查，但仅以“投资失误”一说来掩盖事实的真相。

　　根据审计报告，水产发展总公司在成立之初，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就是与澳门华昆贸易公司进行合作，投入2700万元投资澳门商铺，最后以合作方卷款逃逸而不了了之。此事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之间，此时中山水产发展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谭灵芝。

　　知情人透露，这一项目的失败，竟然成了他们继续向银行贷款，继续转移国有资产，做假账掩盖真相的掩护体。但我们透过水产发展总公司的各项投资或借款，仍然可以窥见其中的猫儿腻。

　　在投资澳门商铺的资金转出方式上，都是通过第三方汇出，且第三方有6家企业，甚至还有一个个人账户，如此复杂的第三方组成，对如何监管这些款项的去向几乎成为一句空话。以至于直到今天，投入到澳门经营商铺的2700万元款项，究竟去向哪里也无法说清。

　　在2005年3月底，记者采访现已退休，时任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文北泉时，他告诉记者说，当时投资澳门的2700万元的资金都是经过他和原水产公司总经理谭灵芝、财务梁桂芳等人在澳门银行的私人账户与澳门华昆贸易公司进行合作的。如此违反财务制度与资金管理条例的投资方式让记者目瞪口呆。

　　由此可见，当初在投资澳门商铺的项目中，究竟有多少猫儿腻的存在了。

　　中山市水产公司在经历了澳门的“重大投资失误”事件之后，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随即更换了法人代表。自1993年9月至1998年8月间，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胡杰。

　　值得一提的是，在谭灵芝离任，胡杰接班时，并没有依照规定对谭进行离任审计。

　　在胡杰接班前，广东的鳗鱼养殖热潮正方兴未艾。胡杰于1993年1月至2月间，曾向中山市水产总公司借款1000万元，用于鳗鱼苗的经营。

　　在胡杰接班主持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工作的5年时间里，没有向公司归还过一分钱借款。在1998年胡快离任时，对该笔款项进行了调账，将应收胡杰的借款转为应收其他单位的鳗苗款。

　　但是，在会计事务所向这些单位函证时，没有得到相关的确认。此外，根据胡杰与水产发展总公司的协议，应计提胡的利息款项达915万多元，此款项亦不了了之。

　　在胡任职期间，曾于1993年以“白条”的形式向农行支付利息5万元，于1995年5月和10月分两次向中山市信联房地产投资公司，支付了利息1536万元，但却没有收款单位的收据。可见，上述利息支出方式严重违反了资金管理条例，涉嫌违法犯罪。

　　当胡杰离开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时，与其前任一样，也没有依照规定对胡进行离任审计。

　　胡曾多次这样表示，由于自己掌握着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利用渔政罚款，私设小金库私分罚款的证据，故领导对其在任期间的“很多事”并没有追究。

　　正是在这些“糊涂账”的掩盖下，国有资产四处流失。至2001年2月28日，一度亏损的水产总公司共欠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贷款达4731万元。如果加上利息，至今约欠银行的本金及利息总计已近亿元。

　　混乱局面无人监管

　　实际上，作为中山水产发展总公司的主管部门———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应对下属企业的混乱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1992年至1998年间，该公司的会计资料是经过了事后的“处理”，有些原始凭据根本已无从考证或进行了销毁。准确地说，就是做假账，这牵涉到数任公司领导涉嫌重大违法犯罪的事实。

　　但这种拙劣的敛财手段何以没有为其上级主管部门所发现呢？种种迹象表明，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从陈炎星案看，其“贪污”的国家专项资金实际上是局领导授意的。对此，梁梳九是承认了的。根据知情人的举报，当时渔业局套取的专项资金超过了100万元。其主要用途是供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的领导及干部挥霍，有一笔钱甚至是替该局副局长黄善衡在成都嫖娼时被抓交的罚款。对“返纳款”问题，现任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梁梳九应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令人质疑的是，至今他仍然置身事外！

　　陈炎星案发后，曾供出自己给渔业局局长梁梳九送了10万港币的情节，但检察机关却采信了梁的亲属所提供的证词，其采信证词的程序并不合法。

　　在文北泉时代，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曾在文北泉、该公司总经理谭灵芝、财务梁桂芳在澳门的个人账户上共存入了90万港币。该笔款项至今没有说清楚去向。

　　文北泉曾经还为其家属购买了一台价值24000元的摩托车，其费用就是在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报销的，报销人正是文北泉本人，亦有财务人员证明此事。

　　在文北泉时代，正是小金库最充裕的时代。此时，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经常利用渔政搞“创收”，在收取渔业资源费、罚款时出具不合规定的收据，从而大量截留资金，建设小金库，供有关领导在各类消费及娱乐场所挥霍，甚至私分等。

　　正因为主管部门领导的这种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的两任总经理在任时的财务管理体系一片混乱，编造了一本本“糊涂账”。而对有关部门提出审计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账目的要求，一再被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所拖延与回避。直到2001年才对其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审计，但在审计过程中却发现，巨额的资金去向不明，会计资料经过事后的整理，并做了大幅度的调账，但部分调账的原始依据却不充分。换句话说，中山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所提供的已经是一份假账，或者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搞明白的“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