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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 侯立明 报道：今天上午，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在北京召开。央行行长周小川做“宏观调控下的中国银行业：挑战与变革”主题发言。
周小川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地讲起了目前大家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
其一：从以美元为参照到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的转变。
周小川行长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比70年代看的一个电影叫做《ET》，里面有一个外星人，咱们可能觉得外星人样子长的非常难看，但假设你设想一下，地球人看外星人没有切入角度，所以你看特点都难看，但他们看自己就没有那么难看，也有长的漂亮和长的丑的。他们第一眼看地球人也不习惯，觉得你们怎么长成这样。”
周小川说，大家都希望一个恒定的标尺或者参照系。过去是以黄金为参照系，后来黄金慢慢变得不稳定，所以不得不抛弃黄金，作为一种中心价值的参照点。美元相当长的时间起了这个作用，也跟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范围内的世界经济地位有关系，另外它也相对比较稳定。在这之后，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我们发现美元也不是那么稳定了。欧洲区这些小货币最后形成了欧元，欧元成了另外一个强大有代表性的货币。同时美国经济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大家都关心的双赤字，经济也要发展，美元也不那么稳定，代表性也不那么大。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非常重视中美之间的关系，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或者投资，虽然也是比较大的，但也不是一统天下的，占绝对大比例的。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好的标尺或者参照系，这件事对于大家或者进行计算各种事情都是方便的，但万一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的话，我们就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对我们自己进行调整，这个事也是挑战之一。浮动经常需要有一些参考点，这些参考点在这次改革中，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根据美元地位的变化，选择了采取一揽子货币作为参考这样一种做法。这里面涉及到，如果过去这么长时间习惯以美元作为参考点，后来发现参考点变了，参考点不那么直观，而且要天天计算，这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金融界和银行界特别要适应的，也是在实践当中要不断摸索判断的。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其二：转变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波的传导的思维方式。
汇率机制固定能够经受金融风波还是浮动能够经受风波呢？周小川行长认为，这两种方式不一样，所以站在一个角度看，会看另一个体制问题比较多，站在另一个体制，会发现这个体制问题比较多。
周小川行长还形象地比喻说：固定的汇率有点儿像我们打仗时手里面拿的盾牌，我就坚决不动，不管你怎么打过来我就拿它顶住、坚持住，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对你造成影响。浮动汇率思维逻辑不一样，浮动汇率大家说有点儿像一个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还有一种就是敌进我退，等你撤了我就顶回来了。
“这两种思维模式不一样。” 周小川行长认为，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个汇率机制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看问题是不一样的。也就意味着，今后对待不管投机者，还是进攻者，还是游资都会产生变化。大家都记得，香港当年亚洲金融风波的时候，你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其他方面发生比较大的波动。所有的东西都有优点，也会有缺点，两种体系在应对的时候不大一样。
其三：微观经济要有灵活性的偏好。我国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周小川行长认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轨向市场经济发展，我们说以前对企业各种条件都比较固定，现在企业面临市场条件越来越多的变化，也更加灵活。如果你是僵死的，像过去绝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情况下，产品、原材料、销路、价格所有都是固定资产，汇率也是死的，企业做计划也是不好做的，执行计划也不好执行。
“大家都希望汇率不要动，但实际上汇率情况已经变了。”周小川认为,我们应该强调企业应该具有更高的灵活调整能力。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家用一个词就是“船小掉头快”，这是对它的表扬，是它的优越性。并不是企业固定成本不变，进货销售一切不变，这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当然我们要区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从宏观方面来讲，我们希望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给大家构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比较可预测的宏观经济条件。但从微观经济来讲，灵活度越大越有市盈率，也越能适应当前的变化。
周小川认为，汇率机制作为一个价值机制来讲，既是宏观经济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反映整个国际经济、贸易、资本流动客观的局面。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是需要企业去进行响应的。因此，周小川善意地建议大家，在进行汇率机制改革和讨论过程当中，改变固定性的偏好。同时希望银行业也应该结合市场条件各种各样的变化，运用自己灵活调整能力应对变革。
其四：汇率机制改革涉及到定价机制和态度要转变。
“这里讲的定价机制还不是讲定价能力，我是想讲汇率机制一变，首先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产品定价来影响整个经济，同时也起了调整的目的。” 周小川行长认为，汇率发生了变化，首先进口产品面临降价，这个降价也确实使得国内的企业、居民感受到人民币增值、国家经济发展壮大所得到的好处。从出口者来讲，有些人比较偏重于从成本角度分析，汇率变化以后，假定销售价格不变，在现在固定的成本情况下，盈利空间就减少了，甚至竞争力弱的企业从盈利就变成亏损了。周小川认为，这种看法计算还是对的，但也还不够全面，这些假定条件也是可以变的。
周小川认为，汇率变化之后，出口产品尽可能调整销售价格，这也正是有序校正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需要，不见得出口总的收入就会受到侵害。这里面就取决于竞争能力和竞争关系，如果我们某一个出口产品在某一个市场竞争对手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它有可能不具有价格调整的优势。有可能由买方决定价格的，但也有的产品，特别是有相当多的制造业产品，是有价格调整的空间，或者有很多的产品是在中国厂商间的相互竞争，既然中国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成本折合成外币变化，对出口商来讲，都是等价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下，就有可能使得作价机制随之发生变化。这涉及到进口商品的价格和出口商品价格最终变化是复杂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计算方式来计算。这里面涉及到的计算，不仅是一个简单方法对不对，或者考虑全面不全面的问题。
“你更多的用传统体制下思路指导你的计算和市场应对，还是你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考虑、应对汇率变化以后带来的新变化？你有哪些机会，你有哪些可能性？”周小川行长在演进中最后以问句强调：企业要进行思维的调整，更加适应面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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