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开荒农民拯救盐碱滩陷生存危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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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 09:21 中国经济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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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红梅 张学标 编者按： 十几年前，为开发新疆巩留县上万亩白碱滩，从甘肃、宁夏、青海自发而来的几百名农民与巩留县一些乡政府或者个别私营企业等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历经艰辛数十年，将白 6月16日，记者到达巩留县城，笔挺的柏油路、越建越多的楼房，然而在五乡(塔斯托别乡)库尔旦开发农业综合开发区(村民称库尔旦区)四组，却是另一番景象，离县城仅有不足10公里路程，路上铺满碗口大的石头，车子几经颠簸才到达村里。 进了村口，在几株瘦弱的杨树后，露出几排低矮的平房，记者见到最早来库尔旦区开发盐碱地的农民苏战云。 苏战云，原宁夏固原县农民，因家乡连年干旱，迫于生存，来新疆投奔亲戚。1991年，巩留县五乡库尔旦农业综合开发区为改良盐碱地，出台有偿投资开发政策，几个当地农民就承包了四组1000亩地，签订了10年农业开发合同。苏战云一家就从其中一农民手中转包了100亩地。 “当年来到这白碱滩，一起风几公里之内全是‘白雾’，周围连棵树都没有，寸草不生，土地盐碱化很厉害，一镐下去，顶多几寸的白碱，夏天，似苍蝇大的蚊子能把孩子的腿咬得粗一圈，大人孩子都住在芦苇搭的窝棚里，1991年来库尔旦四组开发的有40多个人，种了一年没有任何收成，基本都走完了，我娘瘫痪走不了路，结果就剩我们一家，后来才知道这块地方俗称‘牛马不来的地’，是当地人不愿意改良的土地。”苏战云回忆道。 “签合同时，五乡政府承诺给我们栽种林带、水源充足、提供农业技术、道路畅通，结果乡里的开发办只挖了排碱渠，修了简单渠道，一个组作了15个闸门，其余承诺很多都没兑现，我们想退合同，五乡就给我们承诺：你们好好种，好好改良，谁开发、谁受益，刚开始几年不收你们承包费。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亲戚传亲戚，甘肃、宁夏等到这里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几户变成了十几户，又发展为上百户。” 据村民反映，就像这样，在巩留县五乡、六乡(提克阿热克乡)陆续从甘肃、宁夏、青海来了很多开荒的农民。五乡库尔旦区陆续形成四个村组(约254户、1530人)和升长农业开发区(约209户、1354人)(以上数据由村民代表挨家挨户登记统计数)，六乡形成有九个村组以上，当地农民估计有400多户、2000余人。虽然政府并没有认定这些村的合法性，但这里的农民仍把它们分为若干村组。 一波三折的承包费 “开始几年，地里没什么收成，年年收不回成本，一望无际的盐碱滩，周围没有一个商店，家里穷得连煤油灯都点不起，一年四季都买不起煤，捡柴禾取暖，地里盐碱太大，盖的土坯房春天盖上，秋天就塌了。地里只能种点玉米、黄豆、蓖麻。我父亲年岁也大了，地里没有收入，又打不上工，就到附近县城去要饭，那几年，村上去要饭的老幼十几个呢！”苏战云讲起过去眼圈红了。 几年过去，库尔旦区土地改良有了起色，从1996年起，五乡政府开发办开始收取土地承包费，每亩30元。 “1996年，我家开始种油葵，20亩地卖了3000元钱，这是收成最好的一年。1997、1998年乡里还允许我们拖欠承包费，剩余一半可以秋收后交，1998年，乡政府开发办把承包费涨到每亩40元村民们交不起，还是按30元交的费。”四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起承包费。 2001年，矛盾开始显现，库尔旦区四组村民的承包合同基本到期。 “五乡政府说要把我们的集体合同改为一家一户签合同，并要一年一签，从春耕到10月份，承包费40元/亩，五乡开发办的说：强者胜、弱者走！有钱交承包费的就让种地，没钱就搬走。我们都没签。” “我们是从宁夏农村来的，我来新疆时，家里4口人，几年过去了，现在家里7口人，盖了4间房，房前屋后种活了700多棵树，老家已经没人了，户口也迁出来了，我们能搬到哪里去？无奈下，我们都交了承包费。” “2002年开春，乡党委书记派开发办来村上丈量土地，落实土地面积，把我们的庭院、树林、渠道所有面积都包括在内，每家每户交承包费40元/亩。” “2003年，乡开发办把承包费提高到70元/亩，村民们都承受不了，就没交，结果从4月起，乡政府就派工作人员把地挡住不让种，一直拦到5月20多号，乡里和村民协商，最后把承包费降到40元，我们这才种上玉米、油葵，结果错过播种时节了，庄稼50％以上都没成熟，9月份，村里的几个代表拿着没成熟的玉米去找乡上领导，结果他们说：这土地你们愿种就种，不种就算，粮食没收成是愿打愿挨，我们管不着。结果村民40％的庄稼没收成，等收割时，玉米还没成熟，收割下来就腐烂掉了，很多玉米才卖了3角钱/公斤。”村民代表杨诊说。 “2004年，乡政府下发一份红头文件，将承包费提高到60元/亩，乡党委书记周成东和乡政法委书记武焕中口头承诺给我们落户，每人收300元的落户费，等我们这几个村民代表收够8．4万元落户费交给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李强时，他不收，并要求村民把2004－2005年每亩60元的承包费一次缴清，村上很多人都交不起，也不愿意签一年一次的单方面合同，就这样和乡里僵持下来。”三组的村民代表丁汉武说。 一位曾经在该乡乡政府工作的干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农民关于乡里口头承诺落户的说法。 “今年3月16日起，乡政府派工作人员在村里地势较高的土地上搭建了帐篷，派了16个人轮流值班，这里有农机监理站的、武装部的、开发办的，他们日夜坚守，不让村民种地。现在6月底了，春耕已经过去了，我们2000多亩地就这样荒了。”村民们心痛地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库尔旦区三组、四组大约2000余亩土地确实荒废，村子附近的地里杂草丛生，只有几处条田种着冬麦。记者来到村地头的帐篷前，看见两个穿着迷彩服的人员待在帐篷里看电视，地铺上叠着好几床厚棉被，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乡政府安排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村民)只要把承包费交齐，就可以种地。” “村民们只要种地，他们就拦着，我们到县里雇来播种机，就有农机监理站的告诉司机不准播种，不然就没收执照。”几位村民气愤地说。 “其实说到底，是因为2000年以后，开发地的生产、生活环境大大改观，土地改良的效果显出来了，我们的收成增加了不少，在有些改良较好的土地，承包费高达600－1500元不等，超过了以往十年累计承包费的总承包额。乡里看到了好处。”一村民告诉记者。 升长农业开发区里的风波 升长农业开发区(简称升长村)遇到的问题同库尔旦区三、四组遇到的如出一辙。稍稍不同的是，升长村开发始于1996年，最初，乡政府将3000亩盐碱地承包给了以农业开发为主的克拉玛依华龙公司，并签订了承包合同，2004年12月31日到期。华龙公司在经营到第5年时，出现连续亏损，于是私下将所承包土地转包给了从甘肃和宁夏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合同期限3年至5年不等。承包改良土地期间，只收取土地承包费，每亩地一年50元至70元不等。 “2005年1月6日，乡政法委书记吴焕中说：我们乡党委决定，将升长开发区3000亩地中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牧民，一部分分给本地有户口的村民。当时村里就像炸了锅，我们这些参加改良土地的人都没有本地户口，当年把家全卖光，来到这里，把仅有的一点钱也投入到改良盐碱地中，我们怎么办呀？乡领导回答说，你们的土地合同已到期，从哪来回哪去，自己想办法。”升长村的村民无奈道。 3月18日，乡政府下了《通知》称：华龙公司的承包户，2004年12月31日合同已终止，所有私建房屋在2005年4月14日前拆除，若不拆除，乡政府强制拆除。 这个通知让全村男女老少吓得说不出话来，村里五六十人去找乡上领导，乡长说：你们的出路自己找去，本地合法公民我们还管不过来呢！还能管着你们？你们已经承包了10年合同，已经受益10年，就像一把铁锨，我借给你用了，现在你还回来就是了。 “我们心里都惊慌得很，活着没有希望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呀，老家比这里还穷，十年前就把家乡的东西都卖完来这里，现在都拖儿带女的，在这里盖了房、种了树，家里又没有钱，能搬到哪里去？”不少村民都哭着向记者倾诉。 “我被当众扒光了衣服” 记者见到升长村的马古白时，他刚被村民拉扯进屋子，顺势蹲在地上，头深深埋在胳膊里，半天不吭声。 3月30日发生的一幕，仍让这个羞涩、木讷的人痛苦不已，就在那天，当着几百名村民的面，马古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被抓进了看守所。 3月30日上午，巩留县五乡党委书记李强和乡政法委书记武焕中带着乡政府武装干事等工作人员来到升长村丈量土地。 “乡长和书记来到村里说要把我们的土地丈量然后分给其他村的村民，并说我们的合同是非法的，我们从哪来回哪去，我们一下子慌了，我们可怎么办？”村民们回忆道。 “我们也不敢拦着，害怕被抓，就让女的上前去拦着求情。” 妇女们纷纷上前阻挡乡政府工作人员丈量土地，经过大半天的对峙，下午7点左右，乡党委书记李强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指挥乡武装部工作人员抓捕了17名妇女，其中包括2名14岁的姑娘和一名4岁的小孩。 马古白的媳妇玉录给叶因为抓了一把乡干部手中的米尺也被抓，马古白一看急了，就上找李强求情：“家里还有个一岁的孩子，丈母娘也70多岁了，她走了咋办？” 难以置信的情形发生了。 “李强根本不听我说话，上来就把我的胳膊扭到身后，我赶忙挣扎，武焕中也过来扭住我另一只胳膊，我就说，你们干什么？我又没犯法，凭什么抓我，李强说，谁让你们来这个地方的？谁让你们闹事？他们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撕扯下来，腰带也被他们蹬断了，裤子也被他们给拽掉了，最后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双袜子，接着他们用尼龙绳把我绑上。”马古白一脸痛苦地说着这段不堪的回忆。 “武焕中拿一把刀子架在马古白的脖子上说，你再不老实，就割掉你一只耳朵。”当时在场的村民马宗仁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 “当时好多人都在围观，村上很多妇女都在，我羞得都想死掉，刚挣扎两下，就有人一拳打在我右脸上，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们把马古白的手、脚都给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把他拖到两三百米远的车里，就带走了。”村民马晓海说。 “我被抓到了巩留县看守所，松绑后和十几个妇女站在院子里，羞得我不知该往哪里钻，要做笔录时，看守所的民警给我找了条犯人的裤子让我穿上。” 当天晚上，马古白的媳妇和那个4岁的孩子被送回了村里，其余人被拘留1天，马古白被拘留10天。马古白放出来时，看守所只给了张“处罚决定”的条子。 “我们要给马古白讨个公道，5月28日，升长村村民集资6000元，聘请律师为马打官司。”村民们纷纷表示。 记者在新疆伊犁州中心法律服务所的调查笔录中，看到盖有手印的4位村民的证词，他们的描述与马古白的自述相符。 村民们还给记者讲了戏剧性的一幕“3月31日，我们准备到县上找那些被抓的人，路上看见几辆载满警察的车，想着他们要来我们村拆房子，吓得我们赶紧回家，最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原来这些人是去植树。” “马古白被放出来的那天，乡政府托当地人给我们带了个口信，让我们选几个代表到乡上开会，我们8个人就去了，李书记跟我们说，给我们每户人8亩过渡地，每亩交50元，让我们种上一年，有时间过渡，然后再找住的窝去。”升长村的村民代表马宗仁说。 “李书记说，我们每户8亩地只签一年合同，还要经县公证处公证，我们一年后不走乡里就用司法手段解决，我们吓得都不敢签合同。”一位代表忧心忡忡地说。 “4月8日起，乡政府开始派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在村上来回巡逻，看见村民耕地就上前阻止。我们的地到现在还是荒着，我们村今年口粮都有问题，又不敢出去打工，今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很多村民这样表示。 “我们渴望落户就像 离家千里的孩子想见妈一样” “我们刚来这里承包白碱滩时，乡里的党委书记就跟我们说：你们好好改良盐碱地，以后给你们安置户口。我们就满怀热情回去改良土地。” “1998年时，乡里换了任书记，他也给我们承诺：你们好好改良土地，以后会给你们落户口，形成行政村，以后你们就是五乡的公民。” “原先几届领导都承诺给我们落户，并说让我们好好改良土地，多种树，以后会给我们安家落户，我们也就在这里一心一意改造盐碱地。就拿种树来说吧，前些年，种下去的树苗都死光了，但每家每户还是坚持种，我们村可能种了几万棵树苗，现在才会有这些树呀！没有这些许诺，谁会拼死往地里投钱、没命地种树呀？承包合同也到期了，却没人承认当时的承诺了。”村民们这样说。 “2000年，周成东书记上任后，乡里出台文件，说要给我们安置户口，1000元/人，很多村民拿不出那么多钱。” “2001年，巩留县政府五套班子来村里说：把人口普查完，就给我们落户。” 记者看到塔政发(2002)66号关于安置库尔旦区原始承包户的通知：安置库尔旦区原始承包户34户(每户不超过5人)，划分人均3亩承包地，划分每户0．7亩宅基地，户须每人交1000元安置费。并规定承包户有违法计划生育政策及违法犯罪现象的不予安置；没有交清拖欠的承包费的不予安置；非原始承包户不予安置。 “我们当中符合这些条件的没几个人，而且乡里没有公布原始承包户34户是哪34户？就算符合，每人1000元的安置费，一家老小怎么也得交5000元以上，哪能交得起？”库尔旦区的村民很无奈。 “2003年，乡里让我们每人预交300元，称要给我们办身份证、落户，我们三、四组共收了8万元，找到乡里，当时任乡长的武焕中说：这8万不办户口了，你先交到乡财政所，出个收据，然后我们再商量，我问能写个‘安置费’的收据么，乡长不同意，我和另一个代表没敢交这笔钱，怕不好给村民交待。回来想退给村民，结果村民不愿意，到现在这8万还存在银行。”村民代表柯福成说。 “今年，乡里跟我们说，我们落不了户，让我们从哪来回哪去。乡政府把我们骗了十几年！当初要是说清楚，我们也不会一家大小都来这里，也不会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入到这片土地上。”不少村民对乡政府的态度很是不满。 记者到巩留县公安局采访，几位局长均不在，治安大队长杨帆(音)听到记者来意后，拿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说，这些人一直没有申报过户口，我们现在作为暂住人口管理，刚开始来的人很少，后来内地亲戚、自发来的流民都来了，如果给他们落户，会牵扯到很多问题，库尔旦农业综合开发区和升长农业综合开发区都属于当地牧民的草场，哪来的宅基地和口粮地给他们分？他们不属于移民，只属于打工性质，即使解决了户口，他们没有口粮地、宅基地，生活来源怎么解决﹖ “村里没通水、没有电、 没修路、没人管”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升长村至今不通电、不通自来水，没有学校，村里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没有医院、甚至没有小的私人门诊。库尔旦区四个组环境比升长村稍好，居住地通电，但也不通自来水，村里有两个小商店、一个门诊。 这几个村村外、村里道路都崎岖不平，下点雨、化点雪，一个月出不去，路上泥泞不堪，要是晴天，路上就有半尺土，村里基本没有大型机动车辆，摩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都很困难。 “这里是‘四没村’，没电、没水、没路、没人管。”升长村的村民总结道。 升长村只有3家有钱用太阳能发电照明，其他人家中都用煤油灯或是清油灯、蜡烛。虽然这里离乡上只有7公里，距离有电的村不足两公里，但他们也只能“望电兴叹”。乡政府不同意给这个没有建制的村通电。 村民有钱的人家打井吃水，没钱的就喝村边用来排放盐碱的水渠中的盐碱水，又苦又涩。记者在现场看到，渠里的水十分浑浊。村民告诉记者，水倒进水缸里，起码得两个小时才能澄清。很多村民说，他们初来时，一吃这水就闹肚子，时间久了，好像肚子也习惯了。冬天他们都吃雪水。村民说，雪水比渠水好吃多了。 升长村的村民生活大多都很艰苦。“我们村里现在50％的农民常年吃着玉米面。”一些村民说。 记者到马中华家中采访，破烂的屋里只有床和一些炊具，记者随口问：“你今天一日三餐吃的什么？” “今天吃得还不错，早上吃的包子、中午吃的玉米面和土豆做的曲曲(一种面食)、晚上吃的玉米面疙瘩。”马中华说。 “除了收钱，谁也不到村里来看一眼！村上很少来外人，也就春耕、秋收时，乡政府来收个承包费，再也就没人来了。”几个村的村民都异口同声说。 “我们还贷不了款，2004年，我们找到县农村信用社，想给我们连保贷款，结果五乡书记找到县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十几年来，我们的村民都是跟私人借高利贷，利率最高时35％，一般借来的款都按30％的利息算。”库尔旦区的村民丁汉武说，其他村民证实了他的说法。 “今年很多地荒着，我们又不敢出去打工，害怕政府撵我们走，没了生活来源，很多人家里都借了债。到了年底，很多家里可能都揭不开锅了。”一村民伤心地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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