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温州第二经贸委 一个民间商会的政经行走

　　南风窗/章敬平

　　2005年7月5日下午，民间人士周德文与温州市府所辖8家官方机构的要员，一同出席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评审会。他与会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评委，一个是评审委员会高级顾问。前面一个身份来源于合法性，他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理所当然拥有评委身份。后面一个身份来源于正当性，他是“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的鼓吹者，是他在 去年人代会上的一份议案，催生了“专项基金”。市府因之给了他一个高级顾问的身份。

　　事实上，自己究竟有多少临时性的身份，周一时也难以厘清。身份就像一顶顶“礼帽”，他总是依据不同的场合佩带不同的“礼帽”。而他始终离不得的一顶“礼帽”，就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6岁了。会长这顶“礼帽”，在他头上晃荡了6年。温州是中国罕见的中小企业大市。30万家中小企业散布于各行各业。虽然他的会员企业不过600余家，但他治下的“促进会”，却是温州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商会之一。

　　“促进会”是一个地道的民间自治组织，和政府没有任何姻亲关系。它把民间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到极至，经常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经贸委”一样，在温州市府和外地政府之间架设了一道商贸桥梁，在温州商人和政府之间铺设了一条对话通道，他们不仅利用他们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为会员企业维权，还影响到事关30万中小企业的公共政策。

　　官方背景的纯粹NGO

　　2004年10月22日，西装革履的周德文，踌躇满志地坐到温州东瓯大酒店的会议室，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49个月之前，他费尽周折地组建了这个名字并不时尚的商会。“谁打江山谁坐庄”，时年37岁的周，约定俗成地担当了首届会长。

　　表面看，这只是一个民间商会的换届大会。但主席台就坐的温州政要，却显示了这个NGO(非政府组织)非同寻常的官方背景。一名新会员诧异地察觉，温州市人大一副主任，温州市府一副市长，温州市政协一副主席，以及温州市经贸委主任等经常在温州电视台露脸的政要，竟然一一在座。

　　当天，周德文凭借卓越的“政绩”，毫无悬念地连任第二届会长。

　　第二届理事会，还有一个35人组成的高级顾问团。排在首席的，是中共温州市委一副秘书长。紧随其后的有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乃至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局长、副局长。

　　一名研探民间组织的学者感言，在中国地级市，夹杂着这么多政要的NGO，可能很难寻觅得到。

　　一个官方背景十足的NGO，却迥异于传统的“二政府”式的民间社团。它的经费来源，骨干成员，活动方式，都不同于依附于党政机构行使“二政府”权力的社会团体。他们没有政府拨款，不占用政府编制，完全独立于官方。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会长周德文是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人事关系在温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人”。

　　研究社团转型的学者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中国市场经济先锋地带的独特产物，它染有传统NGO的官方色彩，却更多显示出中国NGO的新动向。

　　他们注重与新闻界的互动，看中新闻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懂得传播对NGO的价值。仔细研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高级顾问名单，有心人发现，高级顾问团有两类人，党政官员仅仅是其中一类，另外一类则是新闻界名流，温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何建平居于首席，其后是温州三报一网三台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台长、副台长。此外，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经济日报社等中央媒体驻温的记者，也被一一罗列。

　　相比于传统的NGO，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选择副会长的时候，强调的是会员的眼光，会员的功利价值。遍览数十个副会长单位和副会长名单，足以令熟知温州政经两界的人们刮目相看。交通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温州的支行行长大多是副会长。二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的主持人，就是广发银行温州支行行长王成良。他们在信贷上对会员企业或许会有的倾向性关照，总是让困扰于资金短缺的会员企业家，觉得有所指望。2005年4月上旬，副会长、温州银监局一张姓副局长就曾表示，要力促各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计划中，2/3以上的信贷资金将投向优秀的成长型中小企业。

　　虽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自始至终都保持民间姿态，可它架设的内部组织机构上倒颇似一个官僚机构。2005年1月6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了一个会长秘书长联席办公会，确定了会长办公常务会议七“大员”集体决策制度。

　　利用政治身份替企业维权

　　“我参加了好几家协会，在我困难的时候，真正能替我分忧的，只有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2004年12月11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常务理事陈丽丽，在别又天山庄“现身说法”。陈是温州海外旅游公司总经理，在当天召开的二届一次常务理事峰会上，谈到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的时候，她举了自己的例子。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之所以壮大甚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周德文、邱国宁等领军人物能够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可以在他们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及时雨般拯救“落难者”。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在于他们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

　　2004年7月31日，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组团前往埃及旅游，一名年过七旬的旅客，突发心脏病，猝死于红海。死者家属和温州分公司就理赔产生纷争，前者不断去后者营业大厅纠缠，在大厅内设灵堂，摆花圈，社会影响极坏。作为会员企业的该公司，最后求助于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向东利用浙江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了一份“社情民意转报单”，呈送有关部门。数日后，温州市府书面函告省政协办公厅，答复了胡向东的建议。结果让温州分公司倍感满意，不仅死者家属再也没来纠缠，他们还向法院起诉，要求死者家属赔偿经济损失。

　　此前两个月，周德文坐在家中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周末之夜，突然手机响起，会员企业温州精美工艺品公司的总经理来电说，他有一批十万火急的外贸出口礼品被交警扣留。周现场调查发现扣留是依法作出的，一来货物超载，二来司机有两个驾驶证。虽此，周还是以人大代表和会长身份与交警疏通。末了，交警决定：先放行被扣货物，违规车辆和司机留在交警部门接受处罚。

　　据悉，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诞生近6年，仅周本人就为会员“解难”百余起。一开始，领军人物们为会员企业维权，还是零星的。随后，维权成了一项半制度化的内容。尤其是2004年“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挂牌成立后，他们联合会员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时就会员企业的难题，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见本刊2005年3月上的报道)。尽管工作室的使命，是为了所有的公民，而非会员企业，但工作室急剧飚升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在为会员企业维权时，几乎无往不胜。

　　其实，维权只是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高难动作”。他们日常的“规定动作”，大多围绕研究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娱乐性组织展开。今年春天，他们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副司长等人，前来授课。周在著名青年实业家王均瑶病逝前后，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家体检或者爬山。

　　“第二经贸委”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虽是一个民间商会，却像个“经贸委”。据称，一些专程到温州克隆“促进会”的外地政府官员，常常如此评价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他们不是政府的经贸机构，却为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经贸平台。他们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却时常受政府委托，做经贸交流的事情。

　　2005年1月4日，温州市人大邀请周德文等“促进会”成员，与山东滨州市党政代表团座谈。此前半个月，周曾率领温州企业家代表团访问隶属于滨州的阳兴县。“促进会”认为，率团外出阳兴，是他们助会员企业“走”出去“觅”商机的一种方式。

　　2004年12月23日出版的《温州中小企业报》，在头版，以小半个版的篇幅，登载 “促进会”组团去阳兴县的所作所闻。报道还附了一张考察团与阳兴政要的合影。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阳兴县委书记和县长一左一右，将周德文簇拥在前排中间就坐。商人的地位在这一张照片上高于官员。照片的顶部是一张中国特色的政治意味浓厚的条幅：欢迎各位领导莅临阳兴检查指导工作。有会员感叹，虽然他们不习惯当地官方的接待方式，但他们清晰地感觉到“促进会”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分量，无须担心投资当地被宰割后投诉无门。

　　这篇文章的左侧，是吉林省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和招商局长写给周德文的感谢信函，寥寥数言，要义有二：一是感激，一是取经。2004年7月中旬，中共松原市委书记和松原市长赶赴温州，操办了一场“2004年松原——温州招商暨项目推介会”。松原人认为，没有促进会的鼎力扶助，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他们客气地说，是“促进会”为温州和松原搭起了友谊和合作的桥梁。基于对“促进会”的认同，松原决定效仿温州，移植“促进会”。受中共松原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委托，两个执笔写信的人，特向周、胡二人请教办会的具体细节。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不仅受温州官方的委托，外出考察，接待来宾。他们还受外地政府的委托，网罗温州企业家与前来温州考察的客人交流。就在松原党政代表团来温州之前一个月，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一行来温州考察，受佳木斯市府的委托，“促进会”召集温州市重点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和卓越的私营企业家，一起座谈。座谈会上，周德文俨然一地方显达。他像官方代表一样，以东道主的姿态，对来访的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表示欢迎。他向客人们介绍了25年来温州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并应邀特别阐述了“温州模式”。《温州中小企业报》在报道的结尾有些幽默地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将在条件成熟时，率温州企业家代表团赴佳木斯进行投资环境考察，进一步促进两地的经济往来和合作。”

　　统计数据表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长期致力于为会员企业寻觅商机，他们的努力，丝毫不比一些地方政府的经贸委、招商局逊色。随机抽看2004年夏秋两季，“促进会”“请进来”16拨客人，操持了辽宁省府、秦皇岛市府等16个大型招商会，同时引领11拨会员外出考察了汕头、武汉等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环境。

　　民间行为影响公共政策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企业维权”行动，解决的不单单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他们还从个案出发，审时度势地将共性问题延伸为公共政策，不仅惠及所有的会员企业，也影响所有的温州中小企业。

　　“促进会”诞生之初，周德文就以温州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建议成立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一改不如人意的软环境。虽然市府办书面答复严肃对待，但对建立投诉中心一事，未曾明确表态，只是说“将在下一步机构改革中予以统筹考虑”。周坚持不懈，举“促进会”班底的合力，终于将“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的牌子，挂到了市府。当下，温州市和下属的几个区县都建立了这样的投诉中心，守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促进会”不足周岁的时候，周德文代表民进温州市委，以市政协常委的职衔，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建言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促进会”经调研获悉，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是温州中小企业难以逾越的“三难”，也是“难中之难”。“促进会”着意破解这道难题，他们有意识地邀请温州各大银行加盟“促进会”，多家商业银行在温州的支行行长，是他们的副会长。2000年3月，“促进会”与温州市商业银行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还大张旗鼓地开了个“银企恳谈会”。“贷款难”虽有所缓解，“担保难”依旧是“瓶颈”。于是，就有了周在政协会议上的建言。

　　周的建言，挑动了主席台上两位政要的注意力。彼时的温州市长和温州市政协主席当场交换意见后，前者作了一个简短但有力的批示。次日，政协主席给周打了一个电话，叫他略略修改一下他的发言。两周后，市府要员约请周等人座谈。又4日，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打造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并决定由政府一次性资助300万元，启动整个项目。回头一看，从“大会发言”到“政府批准实施”仅半个来月。

　　嗣后，促进会联手温州市总商会，筹建了温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促进会”独立筹建了温州银信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两家公司注册2900万元，形成了1.5亿元资金的担保规模，迄今，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十数亿元的贷款担保。尽管仍是杯水车薪，但“促进会”致力于公共政策造福中小企业的努力，还是赢得了中小企业主们的认同。

　　周和“促进会”促动生成的第三个大的公共政策，是“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的设立。去年温州市人代会上，周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推动设立的“专项基金”的共识，以人大代表议案的形式，提交给了人代会。半年后，即赢得政府首肯。截至当下，温州市府已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无偿援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灵魂人物：民主党派的参政方式

　　乍看，公共政策的形成，端赖于“促进会”。细察，内在的力量却是周德文等人头上的政治礼帽。据称，起初，周关于“建立温州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改善温州投资软环境的建议，并未吸引有关部门的眼球。次年，他在政协政情民意座谈会上同样主题的发言，激发了一位时任中共温州市委副书记的兴趣。于是，市政协发了个“内参”，专送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市府副市长诸要员参阅，最终成全了他的念想。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6岁了。考察其历史可知，这个民间商会在温州惊人的影响力，与它的成员，尤其是会长周德文在政经两界的影响力，是一脉相承的。“促进会”的政经行走方式，与周在政界和经济界的社会地位，是相辅相成的。

　　周是“促进会”的领军人物，也是灵魂人物。“促进会”6年的业绩，乃至今天的业态，都和周本人政治上冉冉向上的态势息息相关。周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委副主委。1998年，周当选为温州市政协常委。5年后，他转任温州市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去年，周在温州市人大的助力下，实验性地开办了全国首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人大代表工作室，领着一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搞个案监督，替会员企业或者非会员企业主持正义。

　　周能以真正的NGO的运作方式，将“促进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能量提升到最大值，得益于周两栖于学界实业界的阅历。1983年夏，22岁的周拿到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的派遣证，被动地无意识地结缘陌生的温州。10年后，不安分的周应一个老板学生的邀约，辞去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的教职，出任当下中国服装业名企庄吉集团(前身)的CEO，后转任数家名企联手锻造的巨龙集团的CEO。2003年，周自己创办温州新商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以民间的方式接手并创办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一边经商，一边治学。周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者，亦非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业家，但他在学界和实业界取得的成就之和，却让他胜出每一个在温的学者和企业家。

　　凭借日益主流的政治头衔，学界实业界的非凡阅历，周在温州，已然是一个标准的社会活动家。早在20年前，周就表现出社会活动家的潜质。大学毕业第二年，周就组织了温州市第一个青年学术社团——温州青年经济与管理科学协会，蝉联了两任会长。1990年代，周积极荐举企业家代表进入民进温州市委，进而组建了财经工作委员会，研讨经济问题。

　　虽然周的档案10余年前就躺进了社会中介机构——温州市人才交流中心，但他在政经两界的社会活动能力，却与日俱增。去年，周德文又多了好几顶“礼帽”：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会长；温州国际商事调解委员会委员；温州市中院人民陪审员；温州市府效能革命监督员；《亚太经济评论》编委。头衔太多，社会事务过繁，周被他们的商界友人嘲弄为“点水的蜻蜓”，他则自嘲为“现代版的华威先生”。

　　当然，周的政经行走方式，以及“促进会”的发展，并不仅仅来源于他个人的力量。他谦虚地说，会长常务会议班底，以及所有会员企业家的支持，才是“促进会”力量的源泉。

　　事实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力量，在于他身处其中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所谓“大环境”，乃是中国全局内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民间社会的成长。“小环境”则是温州“大社会小政府”的急速态势。温州经济的快速成长，催生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从而为周德文和他领导的民间商会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