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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6月17日至19日，我在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会所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美国学者坦率地承认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政治化。但是，在中美长期经贸关系发展中，也成长起一个受惠于中美经贸发展的利益集团。美国政府要在这两者中寻找平衡点，所以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会不断，但也要休战，也会有妥协，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回旋空间。
我在美国6月18日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大会发言，接受提问时又有一番舌战。晚宴被安排在第一桌与花旗银行集团亚太区总裁坐在一起，我又向这个美国大款大侃美国贸易政策，包括非移民签证政策如何愚蠢(我用了Stupid这个英文词)，他居然同意。我说你要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游说，他说他要去做。当然不是我的中国式英语打动了他，而是因为花旗在中国有利益。
就此，我看到了在我国对外开放形势下，需要对中国采取务实和明智态度的另一美国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存在。所以，灵活运用斗争和开放这两种策略，达到斗而不破、放而不险，是我们应对美国这个特殊贸易伙伴的长期课题。
近来，媒体关于贸易摩擦的报道连篇累牍，给人一种贸易战一触即发、不知所终的感觉。这不奇怪，对于还沉浸在对外开放巨大成就喜悦中的我国人民来说，贸易摩擦和贸易战还是一种新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将是长期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贸易自由化虽然已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但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也好，世界贸易组织也好，都没有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当垄断资本需要促进跨国界流动，并扩大世界市场的时候，它高喊自由化，它需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并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当私人占有的矛盾突出，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利益争夺时，它又需要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又往往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使命。
同时，我国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年来，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世界贸易史上罕有其匹。但绝大多数产品集中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领域，靠价格低廉取胜。而且往往是一个企业开辟了某一国际市场，其他众多企业蜂拥而至，导致出口秩序混乱，竞相压价，血拼挣扎，使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低于社会实际平均成本，很容易招致国外的反倾销。加上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知识产权观念淡薄，这些因素都容易引起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有时是经济问题，但有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被政治化。例如这次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受到美国政治影响，或完全政治化。这次设限的7种纺织品，进口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与其6177亿美元贸易逆差(2004年)相比算什么，美国政府如此煞有介事、大动干戈，是关心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工人下岗，或是为这些企业主说话？都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哪里的东西便宜从哪进，本国生产不出就从外国进，不从中国进，也要从别的国家进口。那它到底要干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要找个题目与中国吵架，以献媚于美国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为美国当权者的选票政治服务。
对贸易摩擦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一方面要冷静对待，看清本质，并持以平常心态；另一方面，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
譬如，建立和完善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三者分工合作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大量培养应对贸易摩擦的专业人才；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贸易摩擦；要在尽可能的地区和产品领域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灵活运用国际化经营战略，绕过贸易壁垒等。对于这些，有关政府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和引导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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