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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利宏
7月13日晚上，大连WTO小型部长级会议闭门谈判两天之后，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宣布多哈谈判的各项议题“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核心议题农产品和非农市场准入谈判上正在寻找“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
距离最终完成多哈谈判的12月香港部长级会议尚不足半年时间，“全球治理中心”在各方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下正在发生深刻变迁，倡导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由此陷入危机。
现象：多哈谈判面临危机
参加大连会议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马克维尔公开表示了不满：“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国和补贴国，美欧没能在推动谈判的进程中起到领导作用，而瑞士和日本等国缺乏妥协的诚意。大连WTO会议最终并未在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此次大连会议的主要议题。“欧盟长期对农业的巨额补贴已经严重压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国又具有补贴能力和农业的比较优势。既没有补贴能力，又没有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其高补贴的损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
各大主要经济体在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降低关税和补贴问题上的利益错综复杂。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方或贸易利益集团，美国的小麦、饲料谷物和大豆产量约占世界的25%，出口量占世界的45%，而欧盟是全球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市场，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达到了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进口的总和。
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美国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取消出口补贴、降低关税缩小成员间的关税差异。缺乏比较优势的欧盟、瑞士、挪威、日本和韩国等则力图维持对农业的高度保护，希望给予成员较大的灵活性。对于大部分的发展中成员来说，主张关税减让和出口补贴削减相联系，给予发展中成员切实有效的特殊政策。
历经两天的谈判之后，与薄熙来共同担任此次会议主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也不得不承认，本来“希望各方7月底能在日内瓦达成‘协议初稿’，而现在各方分歧还很大。”如果“7月协议”没有达成，那么此前各方设定的香港会议之前的“路线图”将再次落空。这也几乎意味着多哈回合谈判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难以逾越的一道槛。
根源：“全球治理中心”发生变迁
长期关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学者认为，多哈谈判之所以举步维艰，不仅仅是涉及到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在农产品问题上的力量博弈，更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尤其是近年来G20(WTO发展中国家农业议题20国协调组)的崛起，在贸易谈判上给欧美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在国际体系也需要‘中央政府’这样的权威部门，G7集团就应当成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取代联合国和大西洋联盟系统更早时候所提供的秩序。”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吕有志教授认为：“当时的G7集团凭借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共同形成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占有绝对优势。”
但时过境迁，随着G20等发展中国家结成联盟，“全球治理中心”地位正在发生变迁。欧盟前贸易代表拉米曾表示，如今WTO的谈判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由美、欧、日、加主导的‘旧四极’体制已经结束，由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加盟的G20抬头，再加上以贫穷国家为中心的G90，多哈谈判形成了美、欧和两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即G20和G90)并行的‘新四极’体制。”
“坎昆会议后，农业谈判已经不再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也有了相当的话语权。”程国强认为，“欧美现在还不能接受‘全球治理中心’正在发生变迁的事实，而这种变迁需要长期的博弈才能达到均衡，这才是‘多哈危机’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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