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巫楠 北京报道
大湄公河穿越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六国，在人们印象中，这些地方总是与贫穷、腐败、动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这条一江连6国的“东方多瑙河”、世界第六大河流流域至今仍被视作“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为推动这一区域的开发，流域六国展开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目前，这个合作正从过去的“硬”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向现在“软”的制度建设的转变。7月初，GMS第二次领导人会议达成了《昆明宣言》，宣言在促进改善基础设施等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
而为推动工商界全面参与GMS，会议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亲自主持GMS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对话的会议。
但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GMS的推力是否足够强劲？这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但却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地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投资家的热土？
柴瑜是上述工商论坛专家组成员，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她观察到：“(GMS强调制度建设)带来了更大的商机。但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的企业现在没有看到这些。”
经济观察报：GMS和东盟合作有什么区别？
柴瑜：GMS 是功能性的合作，主要是以项目为主导的合作方式。所谓功能性是指要发挥每个项目的功能，并不是强调制度安排。它和东盟有非常大的区别。后者是制度性的合作，通过共同达成的制度约束来进行经济合作。从1992年到现在，GMS倡导的项目主要完成了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建设。GMS的定位是为今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和这些在东盟内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难度。最近，中国给了缅甸、老挝、柬埔寨三国最优惠的关税政策，就是为了更加有力地协持那里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经济水平还是很低的国家的合作，比如成立一个大的共同体，要硬牵着他们走很远是不合实际的。现在这样落到实处的功能性合作才能让大家看到前景。
经济观察报：GMS目前实现的经济效益如何？
柴瑜：坦率地讲，合作本身的动力不大，经济效益不高。
中国目前和这几个国家除了泰国以外，全是顺差。实际上中国充当了这些国家的一个大市场。2003年，这些国家在我国进出口外贸总额占的比重约为2.2%，可以说影响非常小。但是，反过来我们对于他们的影响则非常大，我们掌握相当大的主动权。但正是这样，我们才积极倡导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因为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并不仅仅是经济层次的意义，还是政治，甚至战略层次的意义。
经济观察报：截至目前GMS有119个项目的建设，这个数字准确吗?目前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理想吗？
柴瑜：超过100多个项目应该是没问题。主要成功的项目是在交通方面。比如河道疏通，有2000多万美元的投入，此外还有曼昆公路建设。未来的项目包括“动、植物检疫”、“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我们从过去的硬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向现在软的技术型的投资转变，这是此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因为这是从“砖头、瓦块”的基础建设，向更高层次技术建设的提高。而对于具体的项目，它更多统一了各国的标准，提高了合作的效率，也就带来了更大的商机。比如，拿“贸易投资便利化”来说，它打击进出口通关的腐败，让投资更加便利。
但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的企业，现在没有看到这些。我在会上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全国的企业家，私人企业家去得太少。
最近，欧美对于中国的纺织品有限制。但是湄公河流域这些国家在纺织品和轻工业产品方面享受欧美非常优惠的政策。我们应该看到和利用这些条件。实际上，南方已经有私人轻工业在大湄公河区域的转口投资，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既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又为我们带来了盈利。
经济观察报：GMS发展的前景如何，GMS会不会也有望达成类似“自由贸易”的协定？
柴瑜：我认为政治问题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领土、领海的纷争是不可回避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经济合作的可能。在大湄公河流域，比如“南海问题”，我们都有共同遵守的条约，所以不会影响GMS 的合作。“自由贸易”是有可能的。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达到一定程度，有必然要求的时候，各国可以一起达成协定。但是我觉得这和“10+1”有所重复。
实际上中国加入GMS有战略上的意义。现在中国领导人也看到这一点。近年来，领导人会晤机制的确定，就是各国对GMS重要意义的认可。
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应该立足广西、云南，放眼全中国。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向大湄公河地区近年出口温带作物、农产品、以及机械产品有很大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在东盟框架下，与大湄公河地区国家，如越南，还在从上海、广州、甚至青岛等远居北边的港口进行进出口。广西的加入，就像桥头堡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