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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英 任景莉
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发展思想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吸收并运用制度结构的研究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突破了对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传
统理解, 认为体制就是具体制度, 具体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把体制规定为具体制度, 或者说把具体制度概括为体制, 这不仅扩大了体制的范围, 克服了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 而且把它放到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位置, 使其性质更明确。邓小平对体制的新界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 划清了两种制度: 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界限, 避免将其混淆。第二, 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区, 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性质方面, 邓小平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总结世界经济发展实践, 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 揭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真理。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在于, 他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 提出了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从而确认了它们作为“手段”和“方法”的性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多年的实践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就世界范围看,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比以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运行效率更高, 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邓小平指出, 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经济改革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经济体制论及其具体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 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思想, 其直接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体制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 及对我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局限性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 取得节节胜利, 生产力迅速发展,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都是由于有经济体制论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改革之初, 就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方向。邓小平说过, 我们的改革, 是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革, 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 又明确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 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而是革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的命, 通过改革旧经济体制, 达到兴利除弊, 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巩固,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改革的方向始终指向旧经济体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改革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的成功, 关键是有邓小平创立的经济体制论的指导。
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思想
邓小平运用发展非均衡规律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 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从产业来看, 他提出了基础产业优先论。指出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薄弱环节、关键环节, 因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 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学”。从空间上看，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首次提出非均衡发展思想。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的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1980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关于长期计划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要承认非均衡”，自此，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已经开始跳出均衡发展论的窠臼，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为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思想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可以说，他是将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和倡导者。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邓小平将经济发展理论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以经济特区为增长点的发展思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过经济特区这块实验基地，使经济特区真正对内起到了窗口、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了示范作用，对外起经济交流、商品贸易、引进外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特区为代表的区域发展真正成为了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另外，邓小平1988年9月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也是非均衡发展思想的明证。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对“两个大局”进一步阐释：“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可见，通过非均衡达到均衡发展的思想在此再一次得到体现。
后发优势的发展思想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邓小平一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 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就一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但他同时深知,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进入开放、一体化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时间耗费, 并能以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未来。他指出,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形势, 是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中所不具备的, 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优势, 它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自己。我们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引进、模仿、创新, 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经验、特别是一百多年市场经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有大量的外资可以利用, 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后来居上, 并且正在后来居上。“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是邓小平面对20 世纪90 年代国际国内“机遇与挑战并存”形势作出的战略决策, 这就是一种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战略的发展决策。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 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类认真总结自己的发展历程, 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发展行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但是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大持续发展”是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
可持续发展最初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引伸出来的, 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肯定保护环境重要性的同时, 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扩大了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和内涵,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持续发展观, 包括人口、资源、环境要协调发展, 农业、能源、交通、科技要协调发展, 沿海、中部、西部要协调发展, 效益和速度要协调发展,以及两个文明要协调发展等等。这一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整体发展战略, 它既区别于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经济中心型”发展战略, 又区别于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片面地变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那种社会发展战略, 是一种经济与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理论, 时刻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 注重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充分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 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学。
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
邓小平农业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强调“农业是根本，不可忽视。”“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邓小平历来重视占全国人口80% 的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 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改革初期,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且一直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邓小平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问题的, 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村不稳定, 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农民没有摆脱贫困, 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他告诫全党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饱肚子, 一切就好办了。”他还特别重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 强调城市和工业要为农业服务, 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黄英河北理工大学人文法律学院，任景莉华北煤炭医学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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